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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西马英雄传】阿多诺:西马之否定  

2008-10-12 15:11:19|  分类: 教学相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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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西马英雄传”剩下的篇目逐一发上来,感兴趣的同学请自行阅读,据此写成的作业同样计分。

 

作者:赵一凡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1968年夏,新左派革命轰然爆发,美国各大学狼烟四起。混乱中,有一24岁的哈佛博士生,悄然出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他造访的对象,居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留居美国的两位主将:文化史家洛文塔尔、哲学家马尔库塞。此刻,马老师作为新左派精神领袖,正藏在洛老师的山间小屋里躲避官司。

    此人名叫马丁·杰伊,是哈佛教授休斯门下一名弟子。该生毕业后,也成了大牌西马专家。那年夏天,不知杰伊使了什么招,二老不但和盘托出学派档案,还写了介绍信,让他前往德国和瑞士,采访霍克海默、阿多诺。就在去布达佩斯拜见卢卡奇的途中,杰伊翻车,摔断盆骨。这一摔为他带来好运。1971年春,当他歪着屁股在哈佛答辩时,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阿多诺《启蒙辩证法》英译本双双面世。校园传说,答辩老师个个脸色难看,却交口称赞学生大作:《辩证想像:法兰克福学派史》。

        法兰克福学派的由来
    《学派史》开篇道: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离异者,法兰克福学派堪为典型: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个由犹太学者组成的左翼团队,从德国辗转逃亡至纽约。如此经历,构成其“精神创造的必要条件”。说到这里,大家止不住要问:这个声名显赫的西马学派,原本从何而来?

        研究所的建立
    1923年,法兰克福大学挂牌成立社会研究所。它的资助人,是个名叫韦尔的富商之子。它的宗旨,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此时欧洲共运失败,令一批身处马克思家乡的左翼学者痛苦彷徨。1924年列宁逝世,苏共高层分歧加剧:面对帝国主义封锁,他们是全力自卫,还是输出革命?莫斯科选择了后者,这就迫使德国左翼考虑如下:

    第一暂停党派活动,致力于马列学说研究,以便“从思想上对抗资本主义现状”。第二试以理论实践,代替革命实践。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将实践(Praxis)定义为“与沉思相对的外部行为”。马克思却道,实践是理论沉思之后果:它改造自我意识、促进民众觉醒,并在革命实践中获得统一。出于慎思明辨的念头,一个财政自主、治学严谨的研究所诞生了。

    1923年夏,研究所在图宾根举办“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到会者有卢卡奇、柯尔施、蔡特金,还有苏联特工佐尔格。第一任所长格吕堡迅速为研究所建起一座办公楼,内设工作间、大教室、图书馆。他又通过梁赞诺夫,与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保持联系。20年代中后期,该所大量搜集马克思手稿抄本,源源送往莫斯科,有力支援了《马恩全集》的编译工程。

        霍克海默上任
      1927年格吕堡中风,由经济学家波洛克代管所务。1931年哲学教授霍克海默出任所长。霍氏就职演说称: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素以黑格尔为顶峰。依据老黑“特殊与普遍”原则,个人幸福与否,取决于社会整体之和谐进步。然而资本主义导致精神异化、哲学崩解。于是韦伯抨击工具理性,席美尔控诉悲剧文化,海德格尔走投无路,只好返回古希腊。他们各执一端,全都无力推动“哲学转型”。出路何在?

    遥想当年,马克思一手改造哲学,一手拓展政治经济学。据此,霍所长口中的哲学转型,即针对危机,合并新旧知识,打造一门综合型社会哲学。或者说,鉴于现代社会乱象丛生,研究所提倡两条腿走路:即坚持哲学反思的同时,吸纳社会科学先进技术,以提升综合批判力,通盘考察资本主义异化趋势。

    配合转型,霍所长大力推行新政:(1)坚持所长负责制,独断财务人事;(2)打破学科界限,吸纳新学才俊。一时间群贤毕至:诸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哲学家马尔库塞、文学批评家本雅明、社会学家拉扎菲尔德,竞相签约加盟;(3)创办所刊《社会研究杂志》,启用洛文塔尔为主编,成批发表有创见的批判论文。并规定:每一论文发表前,须经集体讨论修改。

        从德国到美国
      1933年纳粹上台,犹太教授尽遭解聘,研究所也遭查封。幸亏霍所长在日内瓦设立办事处,及时转移了图书资金。年底,他派人与纽约接洽,喜获哥伦比亚大学接纳:巴特勒校长提供一幢教学楼和每年3万津贴。韦尔先生又拨款10万美元,帮助研究所渡过了艰难岁月。

    法兰克福学派一路奔命,总算在纽约落脚。惊魂甫定,他们就做出三项固执的决定:(1)坚持超党派立场。(2)仍以德文出版所刊。(3)针对美国学界的实证倾向,一面学习经验技术,一面提倡辩证批判。至1934年夏,霍所长手下一干才俊,如波洛克、弗罗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等,陆续抵达纽约,组成旅美学派核心。研究所还积极收容犹太难民,将其中50余人培养成美国教授。美国专家证实:学派旅美16年,其理论影响之深远,足可媲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阿多诺其人
    此时学派还缺少一个明星,这就是滞留英国的阿多诺。1937年小阿初到纽约,便受不了美国粗俗,调头返回伦敦。霍所长为他谋得教职,又打电报催他。直到1938年春,他才姗姗来迟。此人牛气冲天,是何背景?

    1903年,小阿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妈妈是歌唱家,姨妈是钢琴家。这孩子在襁褓中就尽享美妙音乐。16岁他开始学作曲,崇拜勋伯格。专家称:勋伯格无调音乐,对应小阿理论方法,即无调哲学(Atonal  Philosophy)。进入大学后,他兼修艺术与哲学,一度与霍克海默同学。21岁那年,他以一篇胡塞尔论文,早早当上了哲学博士。

    1924年夏,小阿跑去维也纳,跟随勋伯格的弟子贝格学艺。两年间,他日夜练琴,梦想发动音乐革命。不料勋伯格续弦,新夫人禁止师生往来。小阿只好回到法大,重新干起了哲学营生。1932年他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发文,轰动柏林左翼。1933年法兰克福学派集体逃亡。小阿只身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同期,本雅明也在巴黎进入创作高峰期。为了回应老本《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小阿连续发表《论爵士乐》(1936)、《音乐的拜物教性质》(1938)。

        批判理论:危机与转折

    在美国,法兰克福学派写下一批末世思想书。其中以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944)、霍克海默《理性之蚀》(1947)、阿多诺《袖珍道德学》(1947)最为有名。依照霍所长规定,学派成果当以德文呼为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何谓批判理论?

        传统理论之弊
      1937年,霍氏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8]对理论下定义道:哲学与科学同源,但自笛卡尔起,哲学开始效法后者,即通过归纳演绎,把握世界秩序。“对于科学家,理论即某个大问题的命题总汇”。命题越简洁,理论越完善。然而无论形式多完美,理论永远只是假设。一旦它阻碍历史发展,理论家就要对它施以改造。

    一切资产阶级理论,无不梦想成为普世真理。譬如胡塞尔《逻辑哲学》,便将现代哲学归结为“完整体系、统一推理”。社会学领域中,狄尔凯姆、韦伯的权威研究,也反映一种系统化科学追求。霍氏抨击:资本主义科技进步,令理论日趋抽象,直至简化为一种“纯数学符号系统”。由此可见:科学原本偏执,我思一贯狂妄。传统理论弊端,于是暴露如下:

    (1)理论家迷信科学逻辑,排斥社会历史。其孤立见解与狭隘认识,不断被“提升为普遍范畴、世界精神、永恒的逻各斯”。(2)顺应资本主义发展,传统理论一手标榜科学中立,一手征服自然、操纵经济。(3)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理论日趋反动,乃至凝结为“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即以一种精巧的“非历史方式”,抵制社会变革、维护资本秩序。

        何谓批判理论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批判肇始于康德。针对启蒙理想,老康泼冷水道:人之初,性本昧。人能从感性、知性走向理性,本该谢天谢地。何谓理性?即承认物自体(Ding-an-sich)不可知。但在黑格尔看来,此说纯属庸人之见。于是他痛批老康物自体,代之以能动主体。阿多诺按:“在康德那里,批判依旧是理性批判。黑格尔却在批判二元对立时,走向现实批判”。可惜老黑无法扬弃矛盾,只好承认“理性狡黠”。他的弟子马克思拒不妥协,誓以辩证批判精神,摧毁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

    霍克海默称:“我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它来自“马克思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范畴”,其总体意义“当在社会变革中寻找”。意义何在?欧洲灾难横行,理性荡然无存。这表明资本主义从竞争走向垄断,并引发经济危机、军国主义。面对这种“由战争和压迫支持的文化形式”,传统理论纷纷放弃对于和谐社会的总体追求。其典型分裂形式,表现为“半概念化的诗歌、半精神分析的思想疲软”。

    马克思早已言明:“只要人们还是缺乏理性的组织之成员,理性就不可能洞察自身”。据此,批判理论家必须头脑清醒,坚持引领社会,走向和谐公正。其总体信念是:尽管人类已陷入“最黑暗的野蛮状态”,批判理论的历史使命,仍在于“意识解放,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

    总体:历史回顾 上述定义,反复涉及“总体”一词。我们已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称“真理即整体”。这一整体(das Ganz)概念,后来变成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Totalit?覿t)。对此,杰伊在《马克思主义与总体》中提醒我们:作为西马关键词,卢氏总体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而后者围绕总体的争议,既反映30年代危机,也折射其痛苦转折。

    杰伊回顾:整体(Whole)源自希腊文Hólon。巴门尼德讨论一和多,亚里士多德指国家为“个人聚合之整体”。启蒙思想家追求知识与解放,进而提出大一统理性诉求:从时间看,人类具有共同命运;从空间看,宇宙乃一开放整体。到了黑格尔手中,西洋哲学实现了三位一体:其《逻辑学》代表真理方法,其《精神现象学》凸现资产阶级主体,其《法哲学》确认:现代国家作为理性体现,能有效克服纷争,走向精神统一。

        西马与总体
      俄国革命后,第一代西马理论家竞相批判第二国际:柯尔施痛斥经济主义,葛兰西挑战老黑整体国家,卢卡奇阐发马克思革命精神。卢氏《小说理论》,判定资本主义文明为“整体缺失时代”。到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他已放弃老黑整体,大举阐发马克思革命总体如下:

    (1)作为批判武器,该总体揭露矛盾、反对冒牌真理。(2)作为认知方法,该总体强调理论结合实践。卢氏称:唯有坚持辩证法,才能把握复杂现象的总体相关性。(3)作为乌托邦信念,该总体超越经济主义,指向一种政治文化革命,即将马克思主义提升至精神高度:它不单要让人类“获得经济解放、政治解放,还要让他们从精神奴役中获得思想解放”。

    杰伊指出:20年代欧洲左翼痛感异化之苦,渴望精神统一。马克思主义强大感召,令其“普遍接受卢氏总体范式”。美国学者海尔德《批判理论导引》称:人类解放之总体目标,吸引他们介入历史、融入集体,追求身心完整、知行合一。在此乐观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分享卢氏命题,诸如物化遮蔽意识、实践与理论互动、文化与生产交织。

        阶级意识之争
      卢氏总体论强调工人阶级作用:(1)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2)其阶级地位、组织方式孕育革命意识(3)该意识能克服理论片面性,最终认识社会、改变世界。不料革命溃败,法西斯猖獗。为了稳定左翼军心,卢卡奇称资本主义物化趋势,已从经济政治扩散至文化学术。此一严重遮蔽,乃是唤醒革命意识的主要障碍。

    卢氏弟子曼海姆,随即发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该书称:根据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阶级意识都有局限。而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无产阶级意识结构明显老化。工人神话破灭,令知识分子沦为“漂浮群体”。历史教训是:(1)一切系统真理都是决定论。反过来,任何决定论都不能支配历史。(2)欧洲左翼与其固守意识形态,倒不如独善其身。

    针对曼氏相对论,霍克海默反击:(1)人类未来取决于批判。知识分子思想本质,即在于建立和谐公正。(2)社会现实骤变,暴露理论缺陷,但“关键在于解放实践”。话音未落,本雅明《拱廊计划》又征引马克思,指物化为“必要的社会幻象”。就是说,资本主义拜物教造成虚假意识:它既蒙骗民众,也折射现实。只要善用辩证法,仍可点燃革命火种。

        权威人格与国家资本主义
      对于老本方法,霍克海默多加批驳,阿多诺苦苦规劝。不料老本死后,他俩一再著文纪念,直到采纳“辩证想象”。二人变化,彰显一个残酷命题,即学派亡命天涯,苟活乱世,究竟是做曼海姆式的自由漂浮者,还是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俩的选择是:针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悬殊,拒不退缩,反要在空前张力中,保持批判锋芒。

    移居美国后,研究所开展“权威与家庭研究”。起因是:法西斯排犹反智,德国劳工甘当沉默羔羊。这是因其贪图经济利益?1941年,阿多诺率领一队心理学家,在加州展开普查。被询问的两千多名白种公民,按9类性格排序,其中“权威人格”者超过半数。根据弗洛姆定义,权威人格即一种虐待/受虐综合症。它由俄狄浦斯情结转换为法西斯原型个性。老霍嫌其太过专业,明指它“偏好强权,思想僵化,习惯半说教、半讥讽地蔑视人性”。

    希特勒鼓吹“国家社会主义”,也引起学派关注。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指纳粹消灭市场竞争、取消言论自由。另一位学派经济学家纽曼,也在《怪兽》中确认:垄断资本同军国主义合流,形成专制国家。这是否说明:资本主义能以某种方式避免崩溃?老霍抱怨:“依照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各阶段逻辑发生。可惜此说仅仅指向过去”。马尔库塞悲叹:“我们的尴尬处境是:整体即虚假”。杰伊小结:他们发现一种本雅明死前预示的逆变:“作为专制代名词,总体已变作一个彻底的他者”。

        启蒙辩证法

    关于西方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有一则著名比喻:智慧女神米涅瓦的猫头鹰(Minerva’s Owl),只在黄昏起飞。同理,哲学要等到一个时代结束,才肯向世人昭示真谛。19世纪末,尼采写下《权力意志》。请看其中有关西方理性的判词:真理比谬误更加不祥。人类从未进步。历史没有任何秩序与逻辑可言。人为了获得自由,而努力成为自身的暴君。

        猫头鹰飞向夜空
      30年代又是一个血色黄昏。猫头鹰躲在何处?1934年霍氏发表《黄昏》,表达凄惶心境:“谁看到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视为克服非正义的尝试。即便出现失利,他仍怀抱希望”。1939年,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敲响警钟,宣告欧洲哲学进入漫漫长夜。黄昏遁去,黑暗无边。批判理论何去何从?再看阿多诺1944年写下的《袖珍道德学》:

    我们时代的玩笑,是人的希望自杀了。我们每一步都陷入了野蛮。世界沦为系统化恐怖。对于无家可归之人,写作提供一种偷生方式。所有真理问题,都已转换为权力问题。

    为何起名《袖珍道德学》(Minima Moralia)?只因亚里士多德作《大伦理学》(Magna Moralia)。

    提醒各位:为了抗议现代性灾难,小阿大胆征调左右派批判理论,以致书中出现马克思与尼采的交错影响。杰伊按:黑格尔太乐观,须辅以尼采讪笑。但他俩都认定哲学家不能参与历史:唯有袖手旁观,才能成全大思想家的盖世功名。马克思不信邪,指其回避苦难现实。针对猫头鹰显灵说,马翁英明修正道:“猫头鹰须同历史创造者一道飞翔”。

        辩证法工程
      1868年马克思在信中说:“当我甩掉经济学负担后,我要写一本辩证法的书。辩证法原理已由黑格尔发现,不过要将它从神秘中解救出来”。20世纪灾难背景下,马翁设想重现于《启蒙辩证法》中。此书酝酿过程如下:1933年霍氏草拟“辩证逻辑”提纲。为此他动员马尔库塞、柯尔施加盟。1938年小阿到纽约,告诉本雅明他将“与老霍通力合作”。1941年老霍前往加州,同小阿闭门写作。至1944年完工,他俩的合作对应二战全过程。

    何谓辩证逻辑?老霍《真理问题》称:(1)它在未完成的总体性中摸索前进(2)它令主客转化中一切独立因素彼此相关(3)它视人类历史上的善与恶、进步与反动密不可分。以中国眼光看,西洋人所谓辩证,无非是福祸相依、乐极生悲。《易经》道:噬啮嗑合,相反相成。钱钟书《管锥编》确认:此说优于黑格尔辩证法。

        理性与恶魔
      欧洲人直到大难临头,才听见本雅明的悲号:“何以是这种结果?”在老本看来,欧洲人受幻象蒙蔽,昏睡不醒。唯有辩证思考,方可唤起革命。老本遗言,感天动地。霍阿夜不能寐,决心要搞清楚:人类追求进步之理想,何以变成现代噩梦?然而中国人读《启蒙》,不可只讲哲学。这里,我请大家欣赏一幅戈雅名画:《理性梦中生恶魔》。

    美国学者霍伊评点:伏案酣睡者身后,怪鸟盘旋、野兽狰狞。画名晦暗,蕴含了欧洲人对启蒙的矛盾见解:(1)理性酣睡引来恶魔;(2)理性梦中生恶魔。后一解明显反启蒙:即“理性不只是与黑暗相对的光明,它也含有幽深恐怖的一面”。对应戈雅油画,《启蒙》考察一个天启式悖论:人类日趋文明,为何反陷入野蛮?

        废墟之中话启蒙
      《启蒙辩证法》书名宏伟,吸引读者走进堂皇大门。入得门来,便见一篇老霍执笔的正文《启蒙概念》:它讲述启蒙哲学的善良动机,及其出人意料的灾变。何以会变?怎样变?接着是两个补论、两个附录、24节札记与手稿。读者惊诧:如此凌乱布局、破碎章法,直如一座瓦砾遍地的历史博物馆!请别介意,此书副标题就叫《哲学片断》。

    美国专家赫尔德称:为了回应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蒙》“蓄意写成一部新历史哲学”。首先面对野蛮现实,作者以非理性手法对应之,即破坏系统、诋毁完整。于是便有投枪匕首式的犀利文风,断墙残垣般的废墟景观。其次,一反启蒙乐观主义,全书笼罩在阴森气氛中。作者意图,是通过尖刻嘲讽、无情否定,将启蒙理性押上终审法庭。

    从启蒙(Aufklorung)历史中,霍阿发现一大悖论:启蒙乃一理性诡计!此话怎讲?只因他俩三生有幸,见识了党卫军、集中营、原子弹。如此灾难经验,表明人类并非走向自由,而是“从但丁地狱走向人间炼狱”。再者,二战并非什么远古野蛮,而是一种标榜逻辑思维、精确计算的现代野蛮,或曰理性主宰(德文Dominanz,英译Domination)下的野蛮。

        启蒙与主体神话
      主宰何以实现?阿多诺写下补论I,《俄底修斯或启蒙神话》。众所周知,老黑、尼采都爱希腊神话。本雅明指商品拜物教为现代神话。依照他的小说理论,荷马史诗处于神话向小说过渡期,其目的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代替蒙昧”。由于这一理想与人类野心相混杂,霍阿便延展这一主题为:神话即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它暗示人类并未超越野蛮。相反,野蛮基因埋藏在文明胚胎里。

    请看荷马《奥德赛》。它讲述希腊第一英雄俄底修斯,在打赢特洛伊战争后,率部返乡的曲折经历。阿多诺说:俄氏为了返乡,不断与神秘命运搏斗,被迫否定了自我。譬如在遭遇独眼巨人时,他自称“非人”蒙混过关。又如在莲籽国,同伴贪吃,忘却返乡。俄氏不为所动,下令起锚。再如途经塞壬女妖居住的小岛时,他命水手用蜜蜡封耳,又将他本人捆绑在桅杆上。女妖歌声传来,令他欲仙欲死。可惜众水手听不见,齐心划船远去。

        主体的变异
      塞壬的神秘世界就此崩溃,西方英雄昂首步入文明。小阿点题:“文明史乃一部人类牺牲的内化史”。此话怎讲?原来俄氏肉身凡胎,无法抵御诱惑。可他通过自控,获得主体意识。荷马形容他“性情狡诈、长于计谋”,是说他巧妙应对自然神的各种圈套。从中,我们看到西方主体不为大自然所惑,反以蒙骗手段,不断挫败自然。

    上述主体化过程,证实人对自然的支配,是以自我压抑为代价。小阿称:身为启蒙典范,俄底修斯彰显一种工具理性,其中“权力与知识同义”。或者说,人凭借他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去支配自然和其他人。遗留问题是:压抑并未消除欲望,它终以残暴方式爆发。最后一幕,我们看到英雄还乡,大开杀戒。荷马笔下的俄氏像一头“吃牛的狮子”:他射杀所有向他妻子求婚的人,还用渔网绞死那些帮助求婚者的侍女。

    英雄成功返乡,代表主体独立,即人成为“大自然主宰”。俄氏因此破坏了原初总体性。其主体蜕变为暴虐自我,他那血雨腥风的家乡,也不复和谐甜美了。这部野蛮与文明交响曲,既留下斑斑血迹,也含有诗意叙事。套用老本的悲剧理论,小阿指其蕴含“艺术表现语言、哲学沉思语言”。它们彼此纠缠,折射救赎之光。后一种语言,才是“荷马史诗超越野蛮的秘密”。
             
        [导语]
      阿多诺上篇从法兰克福学派史入手,勾勒出该学派在学术和地理两方面的迁移,即一方面是从工人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向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迁移,一方面是从德国向美国的移民。这种迁移产生的距离,是该学派的批判精神的来源。作者显然有意凸显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谱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展开对阿多诺的家庭研究计划(《权威人格》)和辩证法研究计划(《启蒙辩证法》)的分析。
      
      文化工业批判
    紧接《俄底修斯》,老霍为《启蒙》写下补论II——《朱莉埃特或启蒙道德》。在他看来,俄氏击败塞壬,象征工具理性萌芽。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就变成20世纪新野蛮主义。但从康德走向尼采的旅途中,有一转轨站:这便是法国囚犯作家萨德侯爵。那个疯狂贵族在狱中胡乱涂写的色情小说《朱利埃特》,竟被老霍指为工具理性典范,还说它宣告了康德理性的破产。

    色情小说与老康何干?只因萨德受二元论支配,造成灵与肉分离。大革命中,朱利埃特成了“启蒙的女儿”:她以科学为信条,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操纵逻辑。其姊妹篇《朱斯蒂娜》,更是无情颠覆康德知识系统:它反抗压抑,鼓吹放纵,嘲笑道德。我们发现:启蒙貌似支持妇女解放,实则还原其为交配工具,直至“没有一个器官被闲置”。
      
    走向新野蛮
    以荷马为序曲、以萨德为重奏,《启蒙》野蛮主旋律被推向新高潮:19世纪启蒙理性升级为普世宗教,资本主义也相应编造出一套世俗神话。“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神话中的朦胧地平线,被理性阳光照亮。在其滋养下,新野蛮的种子迅速发育”。再问一次:何谓新野蛮?
    关于此题,恩格斯和韦伯各有一句名言。前者指理性从启蒙中获得主人权力:从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放弃生存权”。后者形容资本主义为一“没有主人的奴隶制”。意思是说:它利用自由平等口号,将理性推上君主宝座,令交换成为统治原则。其独门暗器是:(1)以抽象数字控制社会经济,(2)让资本以一种间接形式(经由货币的平等交换)施行非人化管理。理性与金钱的主宰,终令大自然丧失了神秘伟力:“人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这意味世界的祛魅”。
      霍阿下断语曰:“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一如独裁者与民众。”
    援引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老霍《理性之蚀》指加尔文教义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主体扩张力:清教徒为获拯救拼命工作。发财浪潮中,数字压倒伦理,金钱变作目的。世界化为赤裸裸的资源,人则沦为自身的奴役对象。简言之,启蒙不断丢弃乌托邦理想,逆变为20世纪工业文明。转捩点是:启蒙精神一旦缩水为工具理性,便不再关注和谐公正,反将所有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统归结为一种权力支配下的技术统治。
      
       理性批判三部曲
    康德自由主义,让位给一种科技发展模式:它以数学化、标准化操控技术,判断并榨取一切。如此野蛮意识形态不顾一切地推进,将启蒙推向它自身的反面,即:不断以内在精神的丧失,去换取外在物质的成就。更以进步开明的名义,要求人们对权威与日俱增的服从。太初有道,天人合一。启蒙一再许诺和谐,不料却造成精神沉沦、理性销蚀、语言腐烂。援引本雅明,老霍扬言要“从废墟中拯救真理”。杰伊点评:他俩将全部启蒙(解放与奴役)传统还原为韦伯的祛魅化,再从老本觉醒意识中“获得一个伟大批判视界”。循此思路,《启蒙》设计了批判三部曲,即从荷马史诗、启蒙运动,直至美国文化工业。

        野蛮新格局
    《启蒙》后半部,小阿推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所谓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即资本与科技携手,共同“创造并利用个人需求,有效支持资本制度”。其特征是:(1)以工业化消费社会为基础,(2)以大众媒介为手段,(3)以资本盈利为目标。如此野蛮新格局,令个性沦落为商品,艺术僵化成模式。卓别林的才华、爵士乐的骚动,尽被纳入幻影世界:在那里,人们痛饮孟婆茶,饱食忘忧果;在那里,民众欲望被控制在“挑逗与压抑、宣泄与约束”之间。文化工业之于美国,好比荷马史诗之于古希腊,文艺复兴之于意大利,可谓西方文明登峰之举。

        阿多诺补正
    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带头打抱不平:阿多诺自称左派,岂可蔑视大众?可见他是精英统治论者,其批判理论不仅缺乏实证,还错把法西斯的帽子扣到美国人头上。另一美国学者费斯克抗议:大众文化来自民众,是针对统治的反抗宣泄,“它从来就不是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一时间,欧美学者吵吵嚷嚷,竞相要求“走出阿多诺模式”。
    1963年,阿氏发表《文化工业再思考》,宣布《启蒙》所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词,改称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干吗要改?因为前者作为世俗文化,萌生于启蒙时代,发育于19世纪巴黎,扩变为美国人追捧的流行艺术(Pop  Arts)。与之皆不同,文化工业定义是:(1)它针对消费需求组织生产;(2)它仰仗先进技术,实行集中管理;(3)它混淆雅俗高低,消解艺术真理;(4)它奉大众为上帝,大众却是被它算计的客体。从颠覆到整合 上一讲说过:本雅明在其波德莱尔研究中发明一种批判视角,即辩证意象(Dialektik Image)。此法出自《资本论》,即商品“充满神学的怪诞”。老本称:韦伯揭示理性的务实,可他掩盖资本的狡诈。于是祛魅让位给附魅,巴黎文化也表现为一种怪诞幻象(Phantasmagoria)。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此一发现振聋发聩。他们逃往美国后痛定思痛,继而更新武器、调集重兵,发起一场针对文化工业的总攻。
     对于老本,文化幻象具有两重性:(1)折射资本生产,(2)蕴涵革命火种。布莱希特戏剧实践证明艺术也能诱发反叛。不料老本颠覆,变成了小阿整合:(1)老本以民众为唤醒对象,小阿贬其为消费群体;(2)老本推崇群众文艺,小阿断定它与自律艺术对立;(3)老本呼唤语言暴动,小阿哀叹文化工业整合民意、资本主义全面管理(Total  Administration)。两人说法交叉抗衡,引发欧美学界多年争议。现将其中两支矛盾评价归结如下:
     批判理论延伸 美国教授凯尔纳称:《启蒙》是总体批判的延伸:它从卢卡奇革命意识、本雅明弥赛亚情结,一路走向文化工业批判,其核心诉求(人类解放)始终如一。我国学者赵勇称:小阿《音乐的拜物教性质》已然领悟:“交换价值是(资本)成功秘密”。因此文化工业就是拜物教,阿氏批判“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问题是:美国文化何以同纳粹有染?原来学派抵达纽约,酷似一帮没落贵族不期遭遇了暴发户。老霍悲叹:欧洲大难临头,美国歌舞升平。小阿冷笑:元首的声音响彻大街,一如塞壬女妖的嗥叫。我们知道,巴赫金偏爱狂欢杂语,本雅明追求心醉神迷。这一平民化思路,后来演变为马尔库塞的精神解放。小阿却痛感乌托邦变成了疯人院。这是高贵气质使然?
      麻烦出在大众媒介。众所周知,罗斯福与希特勒都偏爱战时广播。法兰克福学派为了在美国谋生,也纷纷进入政府宣传机构,因此生出惊恐。凯尔纳教授称:“这种战时媒介,无论民主或法西斯,都与单维社会相关。”赵勇解释:大众媒介即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工具。唯有通过它,文化工业自上而下的整合,才算落到实处。
    我再提供一节内情:老本辩证意向,原与德国学者克拉格斯有关。据克氏考证,拉丁文意向(Imago)原指祖先面具、民众偶像。阿多诺将它同弗洛伊德串联,指控法西斯利用认同心理,不断催眠民众,终令谎言在反复中成为真理。结论:“大众媒介专为文化工业打造,它事关大众主人的蛊惑之音”。又说:“正是这种原子化,塑造了法西斯集体性。”
      
         批判模式扩变
     阿多诺自信:《启蒙》所言“整个世界都要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并没有错。战后他又发明一个新批判概念,即被管理的世界(die verwaltete Welt),以此对应资本统治新格局。何谓原子化?何谓单维社会?显然,小阿、小马的批判,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
    我们已知:由于革命失败,学派退守精英立场。工具理性批判,促使他们勾连德美两国文化,视之为逻辑相关。这便有了小阿的社会原子说、小马的单维社会(One-Dimentional  Society)。这一对新概念,均来自卢卡奇著名的物化说,即“生产机械化把人变成孤立原子:他们不再通过劳动从属于整体,反而越来越由机械过程、抽象规律来中介”。
      不只如此,阿氏批判也超越了心理分析。我国学者张一兵指认: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称:“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而以前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如此抽象统治,先被老本称作文化幻象,又被小阿提升为一种文化隐喻,即社会原子(Sozailatom)说。
      此说要点是:(1)援引马克思,资本抽象统治既迷人、又真实:它利用交换价值这一虚构概念,“支配人类需求,以幻想统治现实”。(2)援引卢卡奇,资本主义生产将人简化为原子,社会也得以抽象控制、分类管理。(3)发达资本主义更将文化变成工业,并通过媒介对大众施行心理整合。而运转其中的原子化个人,看上去独立自由,却在交换总体面前无能为力。
      提醒大家:小阿此说已非经典马克思。说白了,他是立足马翁基础范畴,随机应变、添油加醋,先后收编了尼采、韦伯、弗洛伊德、克拉格斯诸子杂说,扩展出一套文化哲学批判。为何这般煞费苦心?只因资本主义道高一尺,批判理论须得魔高一丈!即便是以毒攻毒,也是好的。
      
      否定的辩证法
      
     我在哈佛读书时,老师曾一次开列8本西马经典。其中葛兰西《狱中札记》、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被同学公认为“绝对天书”。由于它们都是危难中写下的遗作,我便恭称为“三坟”,其余便是“五典”了。老外缺少雅兴,倒也起了一个绰号,曰“西马传世密码”。
      阿多诺《否定》当作何解?先看成书背景。1950年,流亡美国的霍阿二人,率部荣归故里,并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社会研究所。学派另一半人马,如弗洛姆、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则永远留在了美国。此后老霍升任法大校长,小阿接掌所务。1957年老霍退休。多年养尊处优,令他斗志消退,以至于不愿再版《启蒙》。阿多诺倔头倔脑,接连写下《认识论元批判》(1956)、《本真的行话》(1964)、《否定的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等。

        西马滑铁卢 
     《否定》问世后,新左派学生大举骚乱。阿多诺因反对学生盲动,一夜间成了革命对象。1969年春,他在讲台上突遭女生羞辱,不久猝死于瑞士。老阿之死引起议论纷纷,《否定》随之沦为陪葬品。众人或指老阿终结了批判理论,或喻《否定》为西马滑铁卢。老阿大弟子哈贝马斯也对老师失败百感交集。他列举《否定》之误:(1)将理性批判推向极端;(2)忽略社会基础与交往实践;(3)偏离马克思,走向美学乌托邦。

     1977年,美国女教授苏珊·巴克-莫斯推出《否定的辩证法起源》,推动各方反思。1984年,杰伊发表评传《阿多诺》,将其思想细分为五大力场(Kraftfeld):(1)西马理论,(2)美学现代主义,(3)文化精英立场,(4)犹太意识,(5)解构倾向。据此,《否定》作者乃一多维哲学家,其思想光谱,犹如本雅明描述的夜空星丛。

         瓦解的逻辑
    老阿称:否定的辩证法即一种瓦解的逻辑(Logik des Zerfalls),该逻辑“来自作者的学生时代”。巴克-莫斯按:勋伯格音乐革命,为他提供了哲学启示。“勋氏推翻音乐调性。同理,小阿在其胡塞尔研究中,努力颠覆资产阶级哲学腐朽形式”。我们已知:小阿1924年在法大结识霍克海默,进而阅读卢卡奇《小说理论》、布洛赫《乌托邦精神》、本雅明早期文稿。这批左翼兄长教会他:(1)拒绝体系、质疑观念;(2)结合历史变动,向深层解读哲学文本;(3)结合社会学方法,研究文化现象。

      1925年,小阿在维也纳迷上无调音乐。在他看来,贝多芬即音乐史上的黑格尔:他将海顿的婉转、莫扎特的华丽,切换成法国大革命枪炮齐鸣。反过来看,老贝发明调性体系,犹如黑格尔哲学、逻辑学、法哲学:它们形式悬殊,却分享同一基调。请留意,所谓无调,并非没有调,而是不设统一基调。譬如贝九能给听众带来莫大愉悦;勋伯格《升华之夜》听起来却刺耳杂乱,因为其中的调子不断走向崩溃与再生,而这正是勋伯格渴望的永恒变化。

      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瓦解逻辑又涉及资本主义崩溃逻辑(Logik des Zusummenbruchsgesetz)。此说出自德共领袖罗莎·卢森堡。1913年她发表《资本积累》,称过度积累导致崩溃。呼应卢氏,学派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出版《资本主义系统积累与崩溃逻辑》(1929),并引起学派激辩。1941年波洛克发表《国家资本主义》,指罗斯福新政试以大规模政府干预有效克服危机。特征是:(1)国家取代资本家,组织并领导国家;(2)它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加以计划指导;(3)它在政治文化领域实行科学管理。

      此文震撼了霍阿二人。同一期所刊上,老霍发表《理性的终结》。阿多诺随之扩展其瓦解逻辑,并在《否定》中提出一种近似解构的文化批判策略。针对这一“从经济到哲学”的逻辑转换,美国专家克利瓦称:批判理论何以走向文化美学?盖因“资本主义将其总体统治从经济向社会其他领域延伸,直至形成霸权”。故此,阿多诺急于追踪并拆解这一新统治形式。

        批判第一哲学  
     从政治经济学返回哲学。我们已知,阿多诺看重音乐的认知功能:无调音乐既能打破基调,它也为《否定》提供一种革命辩证法。换言之,他将自己从音乐中学会的瓦解手段,用来破坏第一哲学。《否定》开篇,即套用黑格尔策略,抄检德国哲学大观园,重点是批判现象学。
     巴克-莫斯按:早在1956年,阿氏已发表《胡塞尔与现象学二律背反研究》。此书针砭老胡,说他不问世事、闭门造车,妄图以纯粹逻辑复活第一哲学。何谓第一哲学?古希腊爱利亚学派设定第一,即以一统治多。柏拉图发明理念说,令世界成为概念的捕捉对象。因此,第一哲学原罪是:(1)推崇专制权威、森严等级;(2)膜拜神圣第一性,即逻各斯、绝对精神。而胡塞尔还原后的直觉,也是主观第一性。
     二战后,海德格尔哲学盛行。他的亲在、本真、诗意栖居等,一时成为流行术语。阿多诺忿而写下《本真的行话》,斥之为“庸俗意识形态再现”。譬如老海说:甭管生活有多烦,那总是你的亲在。阿氏抗议:人间苦难岂可被偷换成天命筹划?老海苦苦追问存在,并将这个第一性命题美化为“诗意栖居”。阿氏谴责:林中路乃一逃避之路。别看老海哲学充满诗意,它骨子里还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破除同一性神话 小阿炮轰老海,惊动法国哲学家萨特。他发现“卢卡齐拥有解读老海的工具,可他不屑于此”。我国学者张一兵称:阿多诺开创西马批判老海之先例。我补充: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德国哲学围绕同一性命题,发生了划时代裂变。其中关键,即黑格尔的第二自然。
     所谓第二自然,即抛弃了自然生存方式的全球化。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造就了宏伟人工系统,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体制。二战后,发达国家已基本脱离第一自然,进入第二自然。关于此题,德国哲学家席勒早就说过:资本主义乃一废除差异的“夷平过程”。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异化,韦伯比喻为“制度化铁笼”,本雅明从中拈出一个现代神话,即资本在其市场交换中掩盖产品效用,并将作为中介的货币设定为世人追求的同一目标。或者说,通过数量齐一化,资本主义抹杀物质与精神差异,将其一概纳入抽象统治。
     老阿跟进:上述抽象也为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提供了同一性基础:它们从“物化的颠倒中提取绝对精神,从而把真相变成密码”。其过程是:“自笛卡尔以降,与科学数量化倾向一致,哲学也趋于排除质的概念,并把质变为可测定的量”。结果产生一个量化抽象体系。老阿点题:“体系对世界有益,因为同一性帮助平息对抗”。如何祛除假象?唯有追随马克思,将抽象体系颠倒过来,再现其中辩证关系。

        颠倒老黑辩证法
    黑格尔发明辩证法,功不可没。其名言“一切事物都包含他者”,即已暗藏否定性。可惜他未能否定到底。在其身后,青年黑格尔派开始了“从同一向否定”的历史转折。转折的旗手,正是马克思本人。马翁如何改造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老人家至少有三大创举:
 
     (1)马翁颠覆老黑基调、祛除神秘性。我们已知,老黑辩证法一如贝多芬交响乐:不同乐章各自呈现差异,却都是基调的不同变奏。对于老黑,基调不可变,精神只有一个。与之相悖,马克思将精神从天堂拉回人间,改写为一部血泪斑斑的资本世界史。对于马翁颠倒法,阿多诺心领神会,遂提出“否定的辩证法”,称它是一种“蔑视传统的术语”。还记得德里达四大解构策略么?其中第一项,也是袭用马翁颠倒法,即改变二元对立概念的主次关系,让奴隶从主人、肉体从精神、否定从肯定的压迫下解脱出来。
      (2)马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调和性。老阿大呼响应:“早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即意味通过否定达成肯定。本书试将辩证法从肯定性中解放出来”。理由是:“受逻辑学影响(负负得正),一种反辩证原则占了上风”。老黑虎头蛇尾,其“否定之否定仍是同一性”。辩证法的力量,却在于“他者针对同一性的持续抵抗”。巴克-莫斯解释:老黑把否定看成一种观念逆反运动——它终将在历史运动中与现实合一。阿氏坚信矛盾长存、运动永恒。所以他抬举非同一性,“使之成为新哲学基础”。
      (3)马翁利用辩证法改造认识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历史变革中的感性实践,能不断消解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强调历史运动的否定性。阿多诺断言:马翁不单要证明资本主义短暂性,还要从根本上破除哲学同一性。此法告别黑格尔:因它所突出的历史运动,不仅“怀疑一切同一性,而且坚持瓦解认知主体所面对的一切概念化形式”。
      提醒大家:受本雅明影响,阿氏已放弃卢卡奇的革命主体论。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条定向延伸的直线,人类也不是主客体合一的历史创造者。资本主义疯狂发展,造成历史紊乱、灾难频发。人类现代史正以一种高度扭曲的冲突形式,展开于细加分割、难见全貌的人类实践中。如此晦暗背景下,唯有“主客体之间矛盾运动的辩证法,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为解决认识论难题,老阿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反复清算二元论。
      针对萨特“自在自为”说,《主体与客体》表示:主体无法自身同一。历史运动中,一切主客体无不相互中介。《黑格尔三论》继续抨击:(1)主体以自己为中心,组织客体、编织世界;(2)主体因此忘记自己还是客体;(3)主体通过概念征服客体,可那是一种物化逻辑。所以,卢卡齐的革命主体,一如老海的亲在,仍在“重复奴役性的二元对立”。《否定》判决:“主体乃(资本)神话的后期形式”。原因是:“交换原则的扩展,令整个世界成为同一性总体”。

        星丛式哲学模式  
     老阿为何憎恶同一性?巴克-莫斯称:“他同本雅明一样,确信那个时代丧失了总体性”。举目四望,尽是资本主义末世乱象,历史也成了老本笔下堆积如山的废墟。“经济危机与文化危机同时发作,如同一块贬值硬币的两面”。另一原因来自法西斯暴行。《否定》称:“奥斯威辛证明,纯粹同一性就是死亡”。
      借用老黑第二自然,老阿指控人类亲手造出了魔鬼。准确说,发达资本主义同一性,乃一种“封建时代从未有过的、能将个人行为完全纳入其中的预设总体性”。更恐怖的是,它巧妙建立在“民众自愿和个体自发性之上”。读到这里,各位未免恍然有悟:原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竟也同老阿《否定》不谋而合、声息相通!
      面对强敌,老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发誓揭露资本主义矛盾,将其推向崩溃。如此瓦解逻辑,自然成为穿刺同一性的匕首。作为他最后的主体实践,《否定》竭力从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废墟中挖掘出一种辩证逻辑,使之发挥重建功能。提醒大家,绝望与悲壮中,老阿延续了黑格尔的神秘:老黑幻想把一切归于绝对精神,老阿则强调万物有别、各各不一。如此辩证法,也是一种梦想,即:有朝一日,苍天开眼,“思想不再把对象限定为一成不变”。
      《否定》称:“在绝望面前,哲学只能坚守救赎立场。知识不再发光,除非是照亮世界的救赎之光”。何谓救赎之光?早年,小阿与老本一道阅读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从中,老本发展出著名的救赎批评,小阿则对星丛(Constellation)心醉神迷。所谓星丛,原是犹太教古老认知方法。老本拿它对比黑格尔,做出一番新解。

      老黑《精神现象学》称:“绝对黑暗或纯粹光明,都让人看不见”。按:此处理性是光明,野蛮即黑暗。对于老本和小阿,绝对的光明或黑暗,都等于思想窒息、精神恐怖。唯有夜空中的闪烁星辰,方能为其提供思想空间、救赎希望。理由是:那夜空凭借星光,守护朦胧感性,开启新的晨曦。我国学者孙斌补白:老阿利用夜空,打破光明第一性。但这并不意味黑暗成了第一,而是说世上没有第一,只有黑白渗透、交相辉映。
      二战后,西洋哲学日趋抽象分析,令人备感枯涩乏味。老海利用诗思,尝试恢复希腊哲学魅力。老阿却在《多棱镜》中嘲骂道:奥斯威辛之后,老海还有心思写诗,足见此人野蛮。哲学出路何在?唯有打破同一性,“让概念进入一个星丛”。换言之,他要秉承老本遗愿,重建一种星丛哲学,即让万千星星争辉斗妍,再现人类思想自然祥和。
      老阿痴心在于:主体客体平等,物质精神互动,其间没有第一霸权。如此理想,只能是一种“摆脱了绝对化的自由悬浮”。“作为星丛,思想围着它的概念转,就像开启保险箱:不是靠一把钥匙,而是靠一种组合”。说白了,星丛哲学与无调音乐一样,都伴随时间运动:像泉水流淌,像山花绽放。在老阿看来,辩证法只能是非强制、非同一的。

      祭奠阿多诺
      
     阿多诺故去四十年,至今功过难断。当年老阿曾说过:他的成败一如勋伯格:即“历史否定了当时作品”。《否定》自我批评道:随着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已从竞争、垄断走向抽象统治。批判哲学因此过时,并成为资本交换的遗物。“一度过时的哲学,由于错过实现它的时机得以苟活下来。但由于退缩,它不幸造成了自残”。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西马创始人卢卡奇一向冷漠少语,但有一句判词,说他们建造了一座“深渊上的豪华大酒店(Grand Hotel  Abgrund)”。《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加拿大学者阿格尔黯然指出:老阿辩证法“失掉了实践成分”。1986年,哈贝马斯为《否定》德文新版作后记,也称老阿追随本雅明,试图逃离历史连续性。这一逃逸方向,不是马克思,而是尼采。

        不介入,但坚持抵抗  
     四面楚歌中,杰伊打圆场道:资本统治的强大周密,在于它善于驯服反叛、收买异端,并利用异化逻辑,将人类一切思想文化,都化作时髦商品、流行文化。同化结果是:“一批具有强烈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在此空前未有、进退两难局面下,以阿多诺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坚持理想,拒不妥协,凸现欧美左翼的顽强坚韧。
     提醒大家,与卢卡奇、葛兰西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有组织抵抗不同:老阿及学派的集体立场,是一种政治上不介入(Nicht Mitzumachen),但在现实面前坚持“讲真话”(葛兰西语),在学术领域拼死抵抗的左翼立场。其批判锋芒,主要来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残酷断裂,及其造成的精神痛苦。针对卢卡奇的老辣批评,杰伊谨慎回应道:由于阿多诺等人“试将自己转变为深渊上的桥梁,他们很可能失掉批判视野”。
     何谓进退两难?何谓深渊架桥?我们已知,卢卡奇《心灵与形式》(1911)指控资本主义破坏总体、制造分裂。欧洲文人从此陷入两难:一为真正生命(das Leben),二为现实生命(das Leben)。前者奔向崇高理想,后者尾随众生、浑浑噩噩。心同此理,爱尔兰诗人叶芝也在《选择》(1932)诗中唱道:“人的智慧被迫二者择一,要么生命完整,要么作品完美”。
     最后的文化贵族? 1936年,阿多诺在给老本信中称:“分裂成两半的自由,不可能重新粘合”。所谓自由分裂,即生命两难。关于这一代欧洲文人,韦伯做过类比,说他们近似中国儒家学者(Mandarins),其“地位来自教育与学识,而非世袭权力或财富”。关键是:中国学人饱读诗书、珍爱文化,同时具备政治抱负、治国才干。如此进退自如,可谓知识分子理想类型(Ideal Type)。只可惜,资本主义现代性铲除了上述文化贵族的生存条件。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杰伊提醒我们:不可盲从韦伯标准,将老阿归入文化贵族。理由是:(1)作为左翼文人领袖,他更多受到马克思影响。(2)他关注并提倡文化贵族一向鄙视的“个体与感性幸福”。(3)老阿自己说过:“即便是在瓦莱里那里,最好的文化批评也附和保守主义,因为他追求一种独立于股市浮动的稳定财富形式”。
      那么老阿是马翁信徒?杰伊也摇头,说他放弃了马翁部分目标,但仍多有贡献。具体说:(1)他抵制教条主义,保留革命火种,留待下一轮激活;(2)他通过哲学辩论,造成开放格局,显著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3)他丰富马列知识库藏,拓展其发展空间,譬如引进心理分析、社会调查;(4)他颇富创意地发展马翁当年的一些理论主张,将其娴熟运用于文化研究,并从僵化形式中拯救了唯物主义文化批评。

        解构主义先驱? 
      话虽如此,杰伊还是承认:《否定》好比一支被扔进大海的漂流瓶,等待后人开启。巴克-莫斯也在《起源》中留下一个悬案:“真正的课题是:老阿仿照勋伯格发起的哲学革命,是否也屈服于同样命运?当60年代新左派批评他将批判理论引入死胡同之后,他的反体系原则是否自身也成了一种体系?”
      德国人争论未了,法国人一哄而上,提出惊人高论。德里达率先指出:本雅明流亡巴黎十年,结识巴塔耶等社会学家。而老本的讽喻(Allégorie)理论,一头启发阿多诺,一头激活巴黎人的解构兴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跟着发表《魔鬼阿多诺》,对他予以罕见的赞许。最出人意料的是:当杰伊198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采访福柯时,那个一贯自负的法国大腕憨笑承认:他的《规训与惩罚》,与阿多诺的管理社会,实为异曲同工。
      英国左派教授伊格尔顿迅速做评估道:“阿多诺与解构主义恰似两条平行线。早在解构之先,他已反复把玩观念网络之外的异质性碎片,以此拒绝哲学同一性。而后来流行的所有解构主题,都已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充分阐发。”受其鼓舞,美国学者瑞安写出专论《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上述意见略嫌杂乱,却指向一个新课题,即老阿与后现代的思想纠葛,诸如无中心抵抗、游击战法、欲望机器、游牧政治、生态批评、飞散理论等。

        走向后现代? 
      杰伊肯定:出于对苏联幻灭、对工人阶级失望,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背离正统马列的一些基本点,诸如革命主体、阶级斗争、经济基础。早在启蒙批判中,他们已“将马翁置于启蒙传统中”。平心而论,霍阿在《启蒙》中发起工业文明批判时,已开始质疑马克思有关“生产力是历史进步本质”的观念。这一倾向持续加强,演变为老阿在《否定》中有关劳动、科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连串争议。
      《否定》指马克思一度偏向科技发展、生产至上。背景是:“他从康德那里接受了实践理性第一说,并把它磨砺成一种改变世界,而非仅仅解释世界的要求。因此,他也默认了资产阶级控制自然的纲领”。又称马翁后来不再坚持人类中心,转而批判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论。
      我们已知,此一分歧出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老卢晚年改正错误,宣布他反对异化、肯定对象化(即开发利用自然)。老阿却一直拒绝转弯。在他看来,任何总体化都是暴力过程,所以他反对以人为本、操纵并吞噬自然。我国学者张一兵评判:老阿试以一种新历史动力(非同一思维)来取代阶级冲突,进而解决“人类在更大范围中与其内外自然的冲突”。这一理论转向,预示了后马、后现代的流行。
      
         晚期马克思主义? 
      1990年,美国左翼领袖杰姆逊发表《晚期资本主义:阿多诺对辩证法的坚持》。此书一反上世纪70年代悲观基调,抬举《否定》为“批判理论后期纲领、90年代辩证法楷模”。我们知道,杰教授曾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埋怨老阿“消极防守”,如今他却连篇累牍,首肯老阿贡献如下:
      (1)老阿援引马翁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深刻指明资产阶级哲学的核心秘密并不在于其逻辑构造,而在于它无意识加以翻译的社会生产过程。此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进而推断文化”的批判思路,直接导致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1991)。
      (2)阿氏文化工业批判,
      “将马翁商品物化理论,扩展并应用于大众文化”,其强大分析力量表明:商品结构是如何隐秘地进入了艺术作品。此举成功地打通并接驳了政治经济学与文艺美学研究。
      (3)老阿在美国流亡期间,学会像本雅明那样利用隐喻、揭破幻象,进而推进政治文化批判。这套隐喻式的阐释系统,经老阿引入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方法,大大扩展了西马意识形态批判。
      杰姆逊为何有此一变?只因新左派革命落花流水,资本统治固若金汤。冷落20年后,“返回阿多诺”的口号响彻欧美,否定的辩证法又成时髦话题。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幽默道:老阿是因时机不到,暂时悬置了革命目标。待到大家两眼发黑、走投无路时,自会破译密码、将火种传递下去。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1933年赴美,任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被誉为新左派之父。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入所,主编《社会研究杂志》。二战中主持“美国之音”,后为加大社会学教授,著有《文学与人的形象》、《文学、大众文化与社会》。
      [2]杰伊(Martin Jay, 1944- ),哈佛博士,加大教授,著有《阿多诺》(1984)、《马克思主义与总体》(1984)。其博士论文《辩证想像:法兰克福学派史》,见单世联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杰伊导师休斯(H.  Stuart Hughes, 1916—1999),哈佛史学教授,二战时领上校军衔,主持美国对欧战略,制定马歇尔计划,战后著欧洲史三部曲,荣膺美国史学大奖。
      [3]韦尔(Felix Weil, 1898—1975),法大政治学博士,早年参加左翼运动,结识德共理论家柯尔施。父亲死后他获巨额遗产,遂每年出资12万马克,开办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为了避嫌,该所挂靠法兰克福大学,对外称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ur Sozialforschung)。
      [4]格吕堡(Carl Grünberg,1861—1940),维也纳大学教授,主编《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1870—1934),俄国学者,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访问法兰克福,后任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1933年被流放,死于西伯利亚。
      [5]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 1894—1970),法大经济学博士,1922年入所,长期担任所长助理,擅长管理财务。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法大哲学博士,1930年以《资产阶级哲学起源》晋升教授。其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参阅德国专家魏格施豪斯《法兰克福学派》英译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4:38。
      [6]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法兰克福开办心理诊所。1934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逃避自由》等。拉扎菲尔德(Paul Lazarsfeld,  1901—1976),维也纳大学数学博士,1933年流亡美国,主持无线电研究中心,后任哥大社会学教授,创建应用社会学,当选第52届美国社会学会主席。
      [7]《阿多诺全集》23卷中有12卷是音乐著述。其中涉及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追求无调性(Free Atonality),试用12音阶体系;贝格(Alan Berg,1885—1935),勋伯格的学生,其歌剧作品打破诸多界限:从无调到有调,从对白到歌唱,从咖啡馆音乐到精致对位。参阅阿多诺《贝格:最细微的联结大师》,Christopher Hailey英译本,Alan Berg: Master of the Smallest Link,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
      [8]该文原载《杂志》1937年6卷2期,后由霍氏弟子Alfred  Schmidt收入两卷德文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1968。见曹卫东中译本《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9]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出生于匈牙利,求学于德国,做过卢卡奇的学生。1929年发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任法大社会学教授。1933年遭解聘,转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专攻知识社会学。见Louis  Wirth英译本,Ideology and Utopia,纽约,1936。
      [10]1950年阿多诺领衔发表《权威人格》,见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纽约:诺顿公司,1993。弗洛姆定义,参阅其《逃避自由》,刘林海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11]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载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Stadien des Kapitalismus,慕尼黑,1971;纽曼(Franz  Neumann,1900—1954)观点,参阅其《怪兽: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与实践》,Behemoth: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法兰克福,1984。
      [12]分别见霍克海默《专制国家》英译本,载阿雷托编《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105—107;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波士顿,1960:序14。
      [13]见霍氏以笔名Heinrich Regius在苏黎世发表的论文《黄昏》(Dommerung),152—153,转引自《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26。
      [14]法国启蒙时期,有人戏仿神父编造《袖珍神学》。尼采《道德谱系学》痛骂资产阶级道德。与之类似,《袖珍道德学》也是一本颠覆传统的后哲学。此书完稿后未得付梓。1951年德文本以格言体排印,共分153节,详见Jephcott英译本,伦敦:新左派书店,1978。
      [15]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引述此信,见《历史》英译本,序14页。请留意:该书副标题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柯尔施也在美国写作《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探索》。
      [16]该书稿1944年印成传阅本,1947年阿姆斯特丹出版德文本,引文见Cumming英译本。
      [17]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现代派绘画宗师,西班牙国王专职画家。曾作组画《怪诞》,嘲讽人类愚蠢本性。拿破仑入侵,强迫戈雅效力,因作《战争之祸》。西班牙王室复辟,戈雅作《黑色组画》,后往法国饮酒绘画至死。《怪诞43号:理性梦中生恶魔》(Los  Caprichos No.43: El sueňo de la razón produce monstruos),现藏马德里普拉多艺术博物馆。
      [18]老霍1943年12月给洛文塔尔信中称:“纳粹历史观是一种纪念碑崇拜,它意味着强者统治。他们奢谈历史时,是指相反的东西,神话。”参见马丁·杰伊《辩证想像》中译本《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316。
      [19]参阅荷马(Homer)《奥德赛》(Odyssey),陈中梅中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0]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巴黎贵族之子,自幼过继给叔父孔德亲王。老王荒淫,造成他心理变态。萨德14岁加入骠骑兵,官至上尉,后因虐杀妓女被判死刑,关进巴士底狱。大革命中他乘乱出狱,发表《朱斯蒂娜》(Justine)与《朱莉埃特》(Juliette)。书中两姐妹都受性折磨,此病被诊断为虐待狂(Sadism),1834年载入医学辞典。为逃避断头台,萨德给马拉写信,得以幸存,后在狱中写作至死。受《启蒙》影响,福柯、德勒兹随之关注萨德,拓展现代性研究。参阅Neil  Schaeffer,《萨德评传》,纽约,1999。
      [21] 分别见韦伯,《经济·社会·宗教》,上海社科出版社,1997:56;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中译本,三联书店,1998:29。
      [22] 分别见美国学者希尔斯(Edward Shils),《白日梦与梦魇》,“Daydreams and Nightmares”,载Siwanee  Reviews,1957年秋季号;费斯克(John 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波士顿,1989:24,43。
      [23] 见阿多诺1938年在所刊上发表的论文《音乐的拜物教性质》,英译本载阿雷托编,《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纽约,1982:278。
      [24] 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4),德国哲学家,发明性格心理学,著有《想象与意象》《苏格拉底与意象问题》。他的意向说、性格说,一度受到纳粹宣传机器的青睐。
      [25] 单维社会(One-Dimentional Society),又译单向度社会,即发达资本主义将工具理性当成统治意识形态,依靠科学管理调控社会,并因此丧失批判精神、否定性思维。参阅马尔库塞1966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刘继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被管理的社会说,详见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3:19。
      [26] 见阿氏论文《社会学与经验研究》英译本,载《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伦敦,1976:74,及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41—42。
      [27] 1969年5月新左派团体SDS攻占社会研究所。老阿召来警察,指控学生领袖克拉尔。学生冲击课堂,三女生裸露上身,指老师为口头革命派。老阿心脏病发作,死于1969年8月6日。参阅克鲁克(Stephen  Crook),《坠落之星》,The Stars Down to Earth,伦敦,1994。
      [28] 分别见阿雷托编,《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导语,18;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1976,郭官义中译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44。
      [29] 分别见《否定》英译本,145;铁德曼(Rolf Tiedemann)编,《阿多诺全集》德文本,Gesammelte  Schriften,卷六,法兰克福,1973:409页注释,英译本删去了此注。
      [30] 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1881—1950),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博士,波兰共产党党员,1934年入所,二战后返回东德莱比锡大学教书。《崩溃逻辑》德文本,Das Akkumulations a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法兰克福:1929。波洛克论文《国家资本主义》,载所刊1941(1),英译本载《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
      [31] 见美国学者克利瓦(Harry Cleaver),《资本论的政治阅读》,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9:53。
      [32]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巴黎:伽利玛,1985;参阅徐懋庸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29;及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197。
      [33] 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7。
      [34] 罗森茨威格(Franz 1886-1929),马堡大学哲学教授,犹太神学专家,1920年发表《救赎之星》,见William Hallo英译本The Star of Redemption,伦敦,1985。
      [35] 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98。
      [36]分别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中译本,335页;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39;及《否定》新版,费舍出版社,1986。
      [37] Mandarin原指清朝中国官员,或经由考试出任官职的学者。韦伯之说引起欧洲学界兴趣,参阅德国学者林格(Fritz Ringer),《德国文化贵族的衰落》英译本,The Decline of German Mandarins,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5;及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中国学者》(Les  Mandarins),巴黎:伽里玛,1954,后者喻萨特等人为知行合一的理想型学者。
      [38] 分别见德里达,《本雅明肖像》(Ein Portrot Benjamins),载Burkhardt Linder编,《本雅明的语境》(Walter Benjamin im Kontext),法兰克福:1978;利奥塔(Jean-Franrois  Lyotard),《魔鬼阿多诺》,见英译本(Adorno as the Devil),载美国Telos杂志,1974年春季号。1980年10月27日,杰伊在加大伯克利校园采访福柯,详见《阿多诺》,22页。
      [39] 分别见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伦敦,1981:141;瑞安(Michael Ryan),《马克思主义与解构》,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2。
      [40] 分别见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中译本,百花洲出版社,1995:46;《晚期马克思主义》,伦敦:左翼书店,1990:151-154;及其《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4。
      [41] 见法国学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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