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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西马英雄传】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2009-03-23 09:06:09|  分类: 教学相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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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英雄传】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作者:赵一凡    

       
    1924年春,匈共中央委员卢卡奇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此际,意共总书记葛兰西从莫斯科返回罗马,领导反法西斯斗争。德国犹太文人本雅明,碰巧也到意大利度假。在那风景如画的卡普里岛上,他埋头撰写《德国悲剧的诞生》。写到一半,他竟堕入情网。有专家称,这是他转向革命的契机。
        
    本雅明给朋友朔勒姆写信:“我结识一位俄国革命者,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人。”这女子就是苏联女导演阿丝娅·拉西斯。此前一年,德国左翼戏剧家布莱希特曾在慕尼黑邀她出演话剧。不久她来卡普里疗养。本雅明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回忆录中,拉西斯记述了那次邂逅:“我在商店里买首饰。身边有人问:夫人要帮忙?我说请便。买完首饰,那人又问:要我帮忙拿盒子吗?他自我介绍是本雅明博士。我的第一印象是:此人眼镜反光,头发浓密,笨手笨脚把盒子掉落地上,可见是个文雅之士。”
        
    二人就此亲密交往。拉西斯发现博士酷爱艺术,讲究美食,尤喜搜罗珍版书和古董。对于本雅明,女舞蹈家摇弋生姿,犹如一朵革命鲜花。听她讲流亡和起义、内战与饥荒,他逐渐“知晓共产主义实情”。
        
    拉西斯走后,本雅明目睹墨索里尼抵达卡普里的盛大庆典。法西斯逼近的危险,敦促他阅读布洛赫寄来的一份书评: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本雅明称:“卢氏结论在我心中激起共鸣”。他告诉朔勒姆:“柏林的朋友一致认为我变化显著。我将向你发出更明确的共产主义信号。”

        最后的犹太精英

    1883年马克思在伦敦去世。大约十年后,即1892年7月15日,本雅明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其祖母与诗人海涅同宗。母亲来自东普鲁士,父亲出生巴黎。两家移居柏林后,门当户对,喜结良缘,生下一个神童。

    本雅明少年时代,正值德意志帝国鼎盛期:自1871年俾斯麦一统江山后,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柏林抢先实现电气化,并以此傲视巴黎与伦敦。本氏《柏林纪事》留下一些记忆残片:3岁时他由保姆领着,逐一见识柏林的公园、林阴道、旋转木马。10岁他入读凯萨·腓特烈中学。那儿的富家子弟像囚犯一样关禁闭、挨鞭笞。小本自称在“忧郁和压抑中长大”,又说普鲁士军国主义令他举止笨拙、从小畏惧人群。
        
        犹太青年的烦恼

    中学毕业,小本进入弗莱堡大学。由于弗大教授思想平庸,他便独自一人钻研康德、席勒与尼采。此时德国浪漫主义风行,大学生热衷结社。参加激进运动就成了小本大学时代的主要经历。1914年,他刚当选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世界大战轰然爆发了。大战中,小本躲去慕尼黑读书,又回柏林结婚。老爸斥其无能,逼他完成学业。区区学位,何足挂齿?1919年他以《德国浪漫文艺批评》,轻松摘取波恩大学博士。
        
    1921年,小本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失败。1923年他转投法兰克福大学,获准在舒尔茨教授指导下研究德国悲剧。在法大,他遇见阿多诺,二人结为知音。1925年《悲剧》完稿,小本指望它换来讲师资格。不料舒老师说论文超出文学范畴,当转去哲学系。哲学系不识其妙,又命他撤回申请。
        
    西马第一讲,我提及青年卢卡奇迷恋生命哲学,发表《心灵与形式》等浪漫批评。1917年小卢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失败后投身革命。如此激变,象征那一代犹太精英的宿命:战争令其蒙受精神重创,反犹浪潮加剧他们对欧洲文明的绝望。紧跟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相继从浪漫转向革命。回顾那一波思想哗变,卢氏将其定义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其特征是“左倾伦理学与右倾认识论的结合”。
        
        马克思的职业选择
      小本转向,特别让人追念青年马克思。1835年卡尔去波恩上大学,迅速成为学生领袖。1836年他转入柏林大学,开始追随青年黑格尔派,加入鲍威尔的博士俱乐部。[5]1841年,他在鲍老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由于厌恶柏大反动权威,他将论文提交耶拿大学,荣膺学位。同年夏,他回柏大求职,却发现进步讲师多被驱逐,鲍老师自身难保。至此,马克思博士放弃幻想,走上一条职业革命家的流亡之路。

    身为律师之子,马克思为何选择革命为业?从思想谱系看,这关乎黑格尔哲学,也离不开犹太思想传统。老黑去世后,德国学界一分为三:保守派坚持国家至上,自由派鼓吹政治改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推崇法国革命,筹建革命政党。专家指鲍氏对青年马克思影响如下:[1]他将老黑哲学批判,升级为政治批判;[2]他突出国家异化概念;[3]他称犹太人问题将引发一场大革命,最终“打碎人类精神枷锁”。
        
        论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解放,何以牵扯全人类?只因千百年来,犹太民族流离失所,当上了人类异化的典型。其精英分子先知先觉,注定要成为变革向导。19世纪初,德国兴起哈斯卡拉运动:一批上层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努力融入社会。诗人海涅是成功一例,尼采和卡夫卡却饱尝了失败滋味。与之不同,青年马克思认为:“如果选择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重负所压倒。我们的事业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
        
    所谓犹太人问题,出自同化中的争议,即:犹太人改变信仰、顺应法律,却未换来一视同仁的公民权。为此他们大发牢骚。鲍威尔冷笑曰:公民权徒有虚名,基督徒也受奴役。尔等蠢货,为何羡慕那皇帝新衣?受其影响,年仅26岁的马克思,于1844年写下《论犹太人问题》,要点如下:
        
    [1]鲍威尔揭示悖论:犹太人惨遭歧视,却能顺应资本主义发展,体现市民社会的世俗精神,即精明经商、惟利是图。故而市民社会大批复制犹太人。[2]欧洲人赚钱信教,过着“天国与尘世”的颠倒生活。此一双重性,即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它揭示宗教背后是政治、政治底下是经济。[3]在法国,犹太人问题代表革命动力。在美国,它体现为政教分离的商业世俗化。惟有在德国,犹太人身陷宗教纠纷。
        
        批判神圣家族
    同年,马克思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同恩格斯完成《神圣家族》。专家称此举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理由是:马克思吸纳黑鲍精华,大幅推进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将其延伸至整个市民社会与经济文化。同时他开始酝酿一套崭新革命理论。请看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反思:面对资本主义物欲横流,康德提倡道德绝对律,寄希望于个人修养。黑格尔终其一生,讴歌时代精神,迷信国家至上。与之不同,马克思合并三大批判,努力将宗教、哲学、政治问题,全部还原为金钱关系。
        
        走向人类解放

    此一伟大而世俗的批判志向,导致《资本论》的革命结论。请留意:马克思并未因其科学诉求,转而低估宗教批判。相反,他称“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之前提,因为它是批判苦难世界的胚胎”。譬如《旧约》中的该隐,原是流浪者。针对他的苦难,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写道:“该隐之子,在泥水里,你爬滚着,凄然死去。你的苦刑,何时到头?”
        
    从中,马克思感受到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出路何在?惟有将老黑定义的道德人还原为自然人,再从人的需求出发,揭示资本秘密、论证解放远景。当年鲍威尔提倡一种迎接弥赛亚的乐观精神。借助其宗教批判眼光,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制定一幅伟大变革赖以在尘世实现之蓝图。《论犹太人问题》称:“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共产党宣言》将它扩充为一套宏大命题,即无产者须同其他人一道,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最终达至人人平等、全面发展。

        西马VS康德
    西马思想,自有一派乌托邦倾向。专家称,它与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承,反映19世纪德国哲学张力。我们已知:康德与黑格尔留下一个双峰对峙的现代思想格局,其中老康以科学名义,为启蒙划出禁区,即禁止人们超出经验范畴,去探查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的可能。而老黑的乌托邦使命一如火山:它每每夺路而出、喷薄入云。请注意,此乃西马复出之大背景。
        
        西马三剑客
    1918年前后,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先后由哲学转向文艺。专家称,他们都重视艺术超越本质,都渴望打破经验局限,故而选择乌托邦立场,联手抗击新康德主义。“如此激烈超越,将三人理论思考联结在一起,并把他们同韦伯、席美尔的保守批判区别开来”。
        
    如前述,席美尔《金钱哲学》最先将文化(Kultur)与文明(Zivilisation)对立看待:前者象征生命哲学,后者代表商业文明。俄国革命诱发又一轮批判。专家称:若想了解新式批判,我们须“回到卢卡奇、布洛赫的原始眼光”。何谓原始眼光?卢卡奇称他研究古希腊悲剧,是为寻求拯救希望。《小说理论》转而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是“新世界的荷马”。而陀氏的斯拉夫神秘主义,能将小卢引向“精神拯救的新天地”。
        
        乌托邦精神
    另一犹太青年布洛赫,也在《乌托邦精神》(1918)中宣称:作为美好希望,乌托邦来自生命经验。作为主观机制,它发挥人的想象,并在其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得以世俗而具体地实现。如此乌托邦,原本就是一种行动哲学。又说:“康德追问万有引力何以可能,据此来肯定理性。人们却不难设问:爪哇舞蹈、印度密教、中国祭祖、基督牺牲如何成为可能?”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理论的显著区别,恰如音乐与绘画:绘画是静止空间艺术,乐谱却能包容不同主体,在每一次演奏中自由挥洒。同理,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因此,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革命哲学,它绝非教条,亦不可贬低为决定论。
        
        本雅明挑战康德
    本雅明与布洛赫一样反感康德。1918年他在波恩写下《未来哲学纲领》。该文称:康德一心要为知识建立恒定基础。然而面对永恒与流变,他的经验(Erfahrung)概念,至少有两处未能免俗:
        
    [1]康德偏爱数理公式,排斥人类憧憬。何以如此?原来他习惯从自然科学中提取经验法则。小本说:机械经验钳制老康思想,导致一种乌托邦缺失的“低级世界观”。他竭力为人类知识奠定基础,不期折断了理性的翅膀,使之沦为科学女佣。如此启蒙,不仅将知识安置在卑下、粗鄙的经验基础上,它还把人类生命经验“缩减至意义的最低值”。
        
    [2]康德效忠笛卡尔的“我思”,奉它为知行合一的孤傲主体。小本痛斥:真理不是主观构造,而是泱泱天道:它在本体论上高于主观思辨。老康错把自我确定性当作了知识基准。他所谓的科学知识,同原始人崇拜图腾、疯子自诩阿猫阿狗,究竟有甚区别?我们知道,康德以其犀利反思,奠定了现代知识的不二法则,即:惟有经验证实的知识,才算得上是真理。不料小本反戈一击道:老康放弃终极思考,无视人生意义!
        
    针对谬误,小本提出未来哲学要点:[1]否定工具理性,主张经验“涵盖人和世界的精神联系”。[2]哲学应承担总体认知,以便完整地理解生存意义。[3]亟需把宗教与艺术关注的存在问题,一并纳入真理范畴。
        
        卡巴拉与弥赛亚
    20世纪初,欧洲出了一个犹太精神领袖马丁·布伯。1911年布伯在维也纳创办《犹太人》杂志,邀请小本撰稿,竟遭拒绝。不久小本结识朔勒姆:此人精通希伯莱文,擅长犹太教义。小本反对小朔加入犹太复国运动,却关注他钻研的犹太经文卡巴拉。
        
    卡巴拉(Kabbalah)意指传统。这一古代智慧系统,类似中国《易经》。它解释世界复杂性,描述灵肉交织的人性。千百年来卡巴拉教义绵延不绝。它一面诉说苦难经验,一面教导弟子:犹太人生而卑微,却具有神奇创造力。与基督教不同,卡巴拉看重实践,引领学生走向精神自由、生命辉煌。
        
    卡巴拉经文中,弥赛亚(Messiah)原指受膏之人,或“传达天意的伟大拯救者”。法国学者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称:“犹太教的第一教诲,即存在某种公正尺度:它昭示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幸之至,以色列初民世代流浪。上千年的苦苦等待,迫使他们不断改变弥赛亚形象,先后将它幻化为大卫王、摩西、耶稣等一系列救世主。
        
        西马与弥赛亚
    1918年后,德国学界一片迷茫。革命何以失败?卢卡奇指工人缺乏阶级意识。既如此,谁能获得革命意识?此问一出,便为马列学说敞开了阐释之门。魏玛共和国文化繁荣、思想活跃。恰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思想无法实现,它才保留了纯粹形式,即走向一种激烈否定、大胆超越。
      
    此时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纷纷感悟到一种弥赛亚渴望:“他们返回犹太教义,既出于马克思的关注,也来自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具体说,弥赛亚影响了一批左翼文人,如马尔库塞对解放远景的描述,阿多诺对无调音乐的发挥。其中小本“最具犹太气质”,也显得问题突出:“一旦我们将其政治倾向翻译成理论术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显得不够辩证,且多神学色彩”。
        
        本氏历史观
    尼采《权力意志》称:虚无主义代表欧洲最高价值的自我否定。“从此一切问题,都不复有答案”。在他身后,灾难接踵而至: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纳粹统治。其震撼力犹如地震海啸,一一证实尼采预告的“历史崩塌”。危机之下,小本大力突出革命拯救。请看他的名言:
    [1]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
    [2]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相反,乌托邦思想家相信:历史会突然刹车、凝结成单子(Monas)。其任务是预设变革条件,使之支配现实。但后者只能在形而上学中被理解,例如弥赛亚王国,或法国大革命理念。提醒大家:弥赛亚的三重天地(天堂、流亡、救赎),黑格尔的精神三阶段(正题、反题、合题),居然在此契合为一了。

    总之,小本一面遭遇危机,一面“从绝望中发现希望”。马列主义敦促他确认:[1]资本主义即商品拜物教,此乃一切精神解放的桎梏。[2]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堕落为神话。[3]历史暗藏了现在与终结的辩证关系:一面是死水微澜的历史时间,一面是狂飙突进的弥赛亚时间。紧随黑格尔,小本强调历史终结。可他又说:终结是对进步的否定,也是对古老真理的肯定。

    我们知道:为了对抗现代性,尼采玩弄神话悲剧,鼓吹永恒重复(Eternal Recurrence)。小本却号召世人从神话中醒来。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即一种现代神话的永恒重复,它如实反映资本主义逻辑。而他围绕欧洲文明“衰落与救赎”的思考,又引出他别具一格的救赎批评(Rettende  Kritik)。

        救赎批评ABC
    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面世。小本随即给朔勒姆写长信,说他要“依据《创世记》来探讨语言”。小朔回忆:“他的著作深受弥赛亚影响,其中的破坏因素,成了一股救赎动力”。请留意:本氏语言观神秘兮兮,却是救赎批评的根本。

    生命树、知识树 根据创世记故事,伊甸园原有一棵生命树(Tree of Life)。它撒布神意,沟通生灵。亚当犯罪后,冒出一棵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此后世界分裂为主奴、贫富与高下。小朔称:先民编造神话,是要说明古经文的产生原因:“只有中止流亡,方能结束知识树统治。故此,知识树蕴含拯救启示:它呼唤返回天堂,那儿的一切完美如初”。

    神话启发小本区分古今语言观。索绪尔指语言是符号体系,小本反驳:这是拿语言当客体,纳入主体思维。这种资产阶级语言观,究竟是描述真理,还是弘扬霸权意志?索绪尔称:语言乃主体工具。小本谓:语言是神人纽带、魔力中介。魔力指语言与精神密不可分。故此,老索发明的语言系统,看似锁定语言的物质存在,其实清除了它的精神存在。

        神学语言等级
    上帝创世,口吐真言,飞禽走兽,应声出现,亚当一一为其命名。各种动物一片欢腾,只因亚当再现了它们的本质。本雅明断言:上帝是创造者,人乃知识者。上帝虽将语言赋予人,却不想让人受魔力支配。故而人能认知,但不可称霸。另外,动物只说哑语,人类必须感悟并命名万物。

    这便有了一套等级:[1]神言(Wort)生发万物、运转自然。[2]物言(Ursprache),即万物以生命形态体现上帝创造力。[3]介于神、物之间的人言(Sprache)。人言起初是亚当的命名语言。不料亚当被蛇诱惑,渴求外在知识,即一种对神言的拙劣模仿。从此,人言开始干涉它言不能及的事物。

    小本称:亚当堕落,人言随之蜕变成工具理性,或世俗废话(Geschotz)。而当人言猖獗到把暴力强加给万物时,世界便陷入悲哀。结论:哲学再生,仰仗语言。而人类救赎之谜深藏在语言中,尤其是那些饱含神秘意向的文艺经典中。此一执拗信念,敦促小本写下两部早期论文。

        浪漫批评:审美与认知
      小本1919年完成《浪漫批评》。早期浪漫派,历来受误解。原因是康德切割理性,将它分作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判断。批评家从此只讲艺术形式。小本却说:“浪漫派要清除的,正是浪漫性!”此话怎讲?原来浪漫派不重审美,反而倡导新的认知方式。在他们眼中,美感只是外在形式:它提供享乐,制造神奇,但不反映本质。

    请看施莱格尔的浪漫(Romantisch)定义:它弘扬主观意志、发挥瑰丽想象,以此对抗工具理性。他又指诗歌不亚于科学著作。譬如诺瓦利斯《夜之颂》,它不描述客观真理,却融合哲理与宗教,谱写激动人心的艺术真理。小本断言,浪漫批评即内在批评:它对作品施以破坏性释读,以便激发反思与启示。“表现形式不断组合、相互沟通,构成艺术总体性。”总体的核心是救世主义:“其深刻美妙在于调节内外,使之步入更高境界。浪漫主义不成熟,可它狂热解释一切传统的隐秘来源”。

        从讽喻到废墟
      《德国悲剧的诞生》,专攻17世纪巴洛克悲剧研究。[16]此一剧种,因其风格怪诞,多被说成是希腊悲剧的拙劣摹仿。小本说它并非希腊悲剧(Trag?觟die),而是启蒙产物,当称德国悲剧(Trauerspiel)。其生发背景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导致君权危机。乱世君主互相残杀,这便给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一种普遍的悲痛(Trauer)情绪。

    政治和神学携手,打造一派新悲剧:希腊人宣扬讴歌人神之战,德国人却表现中世纪黑暗,演练末日审判。恐吓观众之余,它却不像莎士比亚悲剧那样感人。原因何在?小本说它玩弄讽喻。讽喻(Allegorie)源自荷马史诗。柏拉图放逐诗人时,指象征为理念表达、讽喻为拙劣技巧。小本发现:文艺复兴导致“象征式微,讽喻流行”,由此形成了巴洛克悲剧风格。

    剧中人物不断死去,展示一片废墟景象:“历史沦为不可遏制的衰落。讽喻在思想领域,废墟在物质领域,二者融合为一。这便解释了巴洛克的废墟崇拜”(166)碎片成为巴洛克的堆积材料:它滥用象征,蔑视神圣。“尘世既被抬高、又被贬低”(178)。如此矛盾讽喻,令观众“看到历史的垂死面孔,它导致有关人类存在的质疑。而这正是讽喻的观察形式”。

    我们已知,本雅明追求真理总体性。《悲剧》战略目标,是要揭示17世纪德国悲剧与当时政治、宗教、语言的复杂关系。通过综合分析,他在废墟中重建起一套真理形式,即悲剧与讽喻,对应“物质内容与真理内容”。不料此法引起争议:布莱希特笑它是“可怕的辩证法”,霍克海默贬其为神学糟粕。

    为了弥合分歧,哈贝马斯折衷裁判道:法兰克福学派原有两种批评方式,一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分享的意识形态批评,二是本雅明独创的救赎批评。“本雅明取一种保守态度,目的是为了瓦解作品。在被解码的作品中,批评努力使美的媒介转化成真理媒介,从而使它获得救赎”。

    美国专家沃林接着说:卢卡奇称悲剧为总体,小本将它一分为二,即形式总体、创造总体。理由是:艺术关乎生命,哲学寻求真理,宗教探索存在意义。由于艺术不能独自救赎,它须同哲学宗教携手,合成创造总体,或曰某种乌托邦系统。该系统庞杂无序,却是再造世界的唯一前提。

    于是小本借用哲学中介破译艺术作品,以便将僵死的物质内容,激活为真理内容,或一种世俗启迪(Profane Revelation)。问题是:物质与真理本是一对矛盾:前者受时间侵蚀,不断衰亡腐烂,冲突波动中,它却蕴含后者不变的救赎意向。此一辩证关系,造成艺术魅力。而小本的批评任务,是要从废墟中揭示不可再现之光,或“从有限作品中,发掘出无限真理”。
      
        【导 语】
      作为已归化于德国的犹太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自然否定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例如阿多诺就去掉了姓名中的犹太标志。但这主要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依然会以某种方式出现于他们的思想中。上篇分别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最具犹太气质”的本雅明与犹太教和德国思想传统的关系。这倒不仅局限于本雅明深受犹太解经传统之影响这一事实,实际上,他的“救赎”理论的隐蔽来源正是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当然,作为德国人,本雅明又同时浸润于德国哲学传统中。这构成了本雅明的独特的知识谱系。

        从莫斯科到巴黎
    1926年本雅明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教书无望,他只好去巴黎卖文为生。布洛赫此时也在巴黎。在其陪伴下,小本研读《资本论》,大量撰写新闻随笔。1928年他出版文集《单向街》,将它献给拉西斯。布洛赫讥笑他像个小贩,胡乱兜售“最新款式的形而上学”。

        莫斯科日记
      当年底,小本去莫斯科采访。因他不懂俄语,便由拉西斯引导,参观工厂学校,会见文艺人士。此时苏联欣欣向荣。对比西欧大萧条,反差明显。但苏联人政治压力大,着实令小本吃惊。返回巴黎后,他一度丧魂落魄。1927年夏,朔勒姆从巴勒斯坦来看他,发现他身居陋室、伏案疾书。小本透露:他决心以左翼文人身份,做“德国最伟大的批评家”。

    1928年,拉西斯到柏林苏联商务处工作,介绍小本认识布莱希特。小本与她同居,又和妻子闹离婚。离婚判决后,小本一贫如洗,拉西斯洒泪回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兰克福学派逃亡纽约。经阿多诺引荐,小本加盟社会研究所:他为所刊撰稿,纽约每月寄给他500法郎。钱不够花,他又接受希伯莱大学津贴。朔勒姆因此埋怨他一人两面,好比古罗马门神雅努斯(Janus)。

        讲故事的人
      潦倒之余,小本发表一批有关古今作家的讽喻文字,其中留有他从救赎批评转向西马的痕迹。譬如1934年卡夫卡逝世十年,小本著文纪念,肯定这位伟大“讽喻作家”:他将资本主义社会描绘为黑暗城堡。又将资本主义异化,再现为人的变形:他一觉醒来,发现自身变做了甲虫。小本说,卡夫卡背负他“所不知情的罪孽”,犹如德国童谣中的驼背小人。而他代表的文化传统,“既是德意志的、也是犹太民族的”。

    1936年《讲故事的人》,延续卢卡奇《小说理论》命题。卢氏称:上帝抛弃世界后,史诗堕落为小说。小本说:史诗分裂出三种文体,即故事、小说、信息。从史诗到小说的嬗变,对应生产方式更迭。例如农业社会中,水手和农夫,商贩与工匠,一朝相逢,便欣然打开话匣子。这种世代相传的口头叙事,说古道今,寓教于乐,勾连我他,整合世界。

    资本主义兴起,印刷术普及,故事让位给小说。与故事不同,小说反映工业文明中的生产与接受:作者孤身一人,秉烛夜书,吐露真情。而同样孤独的读者,竞相阅读小说,只为追索生命意义。本雅明称,小说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现个人内心矛盾,及其“生存的深刻困境”。

    报刊滋生、广告猖獗,又引发了小说危机,即人际交流从叙事转换为信息:前者整合古今,凝聚集体记忆;后者却急功近利、立足当下。作为经验残余,现代信息蛊惑视听、制约交流,进而造成社会健忘、个人郁闷。或者说,现代生活不再是完整经验(Erfahrung),而是一种异化后的破碎经历(Erleben)。受其驱迫,讲故事的人生意惨淡,只好“混入教师和哲人队伍”。

        走向艺术生产
      流亡生涯,逼人发奋,左翼纷争,挤压创新。1930年代中期,小本写下《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至今日,这两篇文章余音绕梁,仍被看作西马艺术生产论的开山之作。

    关于艺术生产,马克思的关注始于《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晚年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他留下著名论断曰:“商品生产须花费一定量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产品,只要它们表现为物,都包括在物质生产中。”他又说:“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1934年4月,应巴黎左翼作家邀请,小本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大幅引申马翁论述如下:

    [1]艺术生产扎根生产关系。故此,艺术家即生产者,其作品是商品,革命文艺也须考虑其生产性。[2]围绕政治和艺术标准,左翼争吵不休,却“未能以革命方式,思考作品与生产关系”。小本肯定:艺术归属上层建筑。但他突出艺术与政治经济互动:互动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中技术影响最大。[3]现代艺术与技术密不可分,后者“将改变艺术功能”。在资本控制下,作家被迫出卖劳力。但布莱希特这种左翼文人,一旦意识到他的生产作用,就会使用先进技术,创造革命作品。

    对此,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大加赞扬说:本雅明超越左右(机械反映vs形式批评),从二元对立中杀出一条生路。具体说,他在意识形态制约、艺术表现形式之外,补充了“文艺作为生产方式”的崭新视角。从此文艺便可重新鉴定,被视为“三种要素的复杂统一体”。如是,批评家便能从经济、技术与生产关系入手,将狭隘自闭的文艺研究,扩展为气势磅礴的西马文化批判。

        机器复制、光晕消失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依旧讨论传统文艺衰亡过程。话题却从叙事危机,转向了光晕消失。[22]理由是:“马克思揭示资本生产的初级状况,目的是让我们据此预测它的发展趋势”。

    复制(Replik)在古代指木刻石印,现代为印刷术、摄影术。“19世纪复制技术不但能复制一切艺术品,而且在艺术生产中形成垄断”。于是艺术“真实性受到干扰”。或者说,大规模机械复制令艺术失掉了光晕。光晕(Aura)指艺术品受人膜拜的特性。我们知道,人类艺术起源于巫术祭祀。譬如一尊维纳斯雕像,希腊人对它奉若神明。如此“在一定距离之外、又备感亲近之物”,自有一种神奇光晕。小本说它来自艺术品的原真性(Echtheit)。

    光晕消失原因:[1]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存在,诱人占有。资本利润原则又将一切变成商品。现代条件下,复制技术戳穿神学外壳、摧毁艺术光晕,大批生产摹本和赝品(Kitsch)。[2]资本与技术合力,将艺术从膜拜引向复制,构成一部现代艺术发展史。[3]艺术生产力依靠技术装备。譬如电影托拉斯:它融艺术技术之长,发明大众娱乐,扫荡传统观念。此一现代性巨变,悲喜交加、祸福难料,影响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一句话,艺术摇身一变,从此成了政治工具、商业营运、精神吗啡。

        巴黎拱廊之谜
    讲到这里,大家颇感疲惫。我也想给老本贴上一个标签,早早收工回家。偏有专家警告说:如今本雅明研究的危险,就在于“套用本氏范畴,不加历史反思,以致陷入他的思想光晕,阻碍了他想引发的再生过程”。此一危险,集中体现在老本未能完成的拱廊计划(Passagenwerk)中。

    计划萌发于1927年春,当时小本初到巴黎,未免眼花缭乱。某日他翻看阿拉贡的小说《巴黎乡下人》(1926):其中歌剧院拱廊街的奢华,足令一切乡巴佬目瞪口呆。小本从中获得启迪:作为都市象征,巴黎显示现代性魔力,时尚日新月异,神话一再破灭,却又生生不息。

        拱廊街诱惑
      遥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当年他为对抗庸俗艺术,曾发明一种反抗时尚,即“把邪恶崇拜当成政治技巧”。布勒东等超现实作家,又从中窥见资本主义的渎神本质:阴暗酒吧、熙攘人群、闪烁信号灯、疯狂旋转门。这一派五光十色,都被他们用蒙太奇方式,变成了先锋诗歌、垃圾小说。

    问题是:这些破坏性作品,能否打破复制神话?小本在《单向街》里揎臂高呼:“在这物质世界的中心,耸立着梦都巴黎。只有起义才能暴露其超现实面目:在那废弃街道上,枪炮与呐喊将决定结果”。

    《资本论》第一章,令小本荡气回肠: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此一特性来自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对此,马翁写下警句:“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

    小本重视马翁抨击的虚幻形式。从中他赫然发现:韦伯仅仅描述了资本主义冷峻务实的科学面孔。而它诡秘的另一面,则充满油滑的奸笑。提醒大家:小本将现代文化的重新附魅(Reenchantment),叠加于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之上。在他看来:19世纪以巴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已完全由商品主宰。其文化价值,表现为一种怪诞幻象(Phantasmagoria)。他的大胆创见,有力打破西方理性认知传统,进而推动西马、新左派针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福祸相依、善恶交加、物质压迫精神)的持续批判。

        19世纪的巴黎
      在小本看来,文化幻象折射资本生产,蕴含革命火种。因此他要将《拱廊计划》写成一部“唯物主义文化史”。1934年他提交提纲,向纽约申请资助。提纲分六章,前四章展示巴黎梦幻场景,诸如拱廊街、透景画、世界博览会,以及富人的家居卧房。其中拱廊街最典型:钢架玻璃顶,大理石铺地,两边排列奢侈品商店:它既是交易中心,也是工业发明。

    仿效马克思独有的辩证文风,小本在提纲后两章,专门揭示巴黎的精神矛盾:一面是醉生梦死的浮华之都,一面是地火穿行的革命中心。“巴尔扎克最先关注废墟,超现实主义也将目光投向了废墟。资产阶级的宏伟纪念碑,早在建立之初,已然开始崩塌”。再看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这家伙费尽心机改造街道,企图阻止民众构筑街垒。可当巴黎公社起义时,全城街垒林立、火光冲天,象征这个城市永不熄灭的革命梦想。

    提纲被认可,小本赶忙写出方法论导言。不料其中的“辩证意向”招致纽约批评。小本只好先写《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以提高马列水平。1937年,霍克海默批准他写一部“用唯物观点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小本奋力投入,将提纲第5章扩展为《波德莱尔: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抒情诗人》。

        波德莱尔研究
      1848年革命失败,马克思流亡伦敦,写下一批总结性著作。其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受小本推崇。1850年,马恩联名发表《二月共和国的诞生》,讨论“职业密谋家”的作用。此文也引起小本浓厚兴趣。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催生现代政党。而政党的孕育,又同巴黎游民有关:其中有篡夺政权的波拿巴,也有策动公社起义的布朗基。

    马恩敏锐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密谋组织的建立,产生了分工:一类是临时密谋家,一类是职业密谋家”。后者行踪不定,神色诡异,常在小酒馆聚会,巴黎人称其为La Bohême(波西米亚人)。“正是他们筑起第一批街垒,并进行指挥”。可惜此辈目光短浅,总爱仓促暴动,令革命成为即兴诗。结论:这批革命的炼丹术士,终将被无产阶级政党所取代。

    小本捧读至此,不禁血脉贲张。举目四望,看不见工人暴动,倒是那个追逐时尚的浪荡子(Floneuse)波德莱尔,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雨果把自己当作人群中的公民,波德莱尔却把自家看作是与众不同的英雄”。此人白天闲逛,在人群中感受震惊;夜晚吸毒,在迷宫中寻觅出路。他的诗作《恶之花》,更是大张旗鼓地描写妓女、酒鬼、纨绔子、革命党。而巴黎无所不在的商品光晕,成全了他狡诈多变的讽喻想象。

    混迹江湖,穷极生变。波德莱尔同密谋者一道出入小酒馆,像流浪汉那样潦倒街头。请看他笔下的捡垃圾者:“他反复碰撞墙壁,像诗人一般踉跄走来,不顾暗探的监视,倾吐着凌云壮志”。小本指出:“布朗基的行动,正是波德莱尔梦想的姐妹”———此人以暴动技巧,挑战资本主义现代性。其战略中心,则是“死神、回忆或邪恶出现的地方”。与波拿巴雷同:他俩一个在诗坛发动革命,一个在政坛翻云覆雨。1848年后,波拿巴爬上宝座,波德莱尔隐入市场。可在陋室中,诗人仍在赞美那“筑起高高街垒的神奇石头”。

        对抗机械唯物论
    《波德莱尔》寄达纽约,又遭阿多诺质疑。小本被迫修改。私下里,他说自己痛苦不堪,“被迫去适应一种平庸哲学”。所谓平庸哲学,指当时苏联流行的机械唯物论。我们已知,小本熟读尼采。在他眼里,左翼历史观貌似革命,实则迷信进步,死板贫乏,到了浅薄地步。

    朔勒姆回忆:小本能从反动作家身上“发现革命呐喊”。哈贝马斯不满他同卡尔·施密特[29]通信。沃林教授说:他是借保守理论,为革命出力。无论如何,他的举动导致一度对立的左右翼文化批判(Kulturkritik)终于殊途同归。就连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也与之血脉相通。

    小本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因此更多出一层领悟。老黑《精神现象学》称:“灵魂经历一系列形态,逐渐纯化自身,变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经验了它自己之后,就会认识到它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沉痛反省道:“人们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死去的先辈传统,像噩梦一样纠缠活人头脑。”又说,资产阶级建立起“由各种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只要细加分析,就不难消解“这种遮蔽阶级斗争和时代本质的幻象”。

    小本就此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提纲》呼应马克思:“新生产工具的形式,受老工具的支配。但它们在与之对应的意向(Image)中彼此交织。这些希望意向含有一种冲破传统的渴望。社会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经验,与新意向互动,便产生了乌托邦”。

        发明辩证意向
      小本向阿多诺解释,辩证意向“即拜物教被集体意识领悟的方式。意识的本质,在19世纪表现为异化的辩证意向”。这意向统一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它植根经济,却表现为集体梦幻。或者说,它好比一个人做梦的内容:虽是幻象,又不尽虚妄,其中包含了乌托邦希望。阿多诺再糊涂,也该明白:“每个时代不仅梦想下一个时代,而且在梦想中促其觉醒。一如黑格尔所说:借助诡计揭示它”。

    说白了,小本认为19世纪商品乌托邦,及其该死的幻觉效应,阻滞了希望意向的延伸发展。人们只有意识到这一遮蔽,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加以突破。请注意:小本心急如焚。他将革命理想,同梦境、意向、集体无意识混做一谈,试图改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或者说,他欲以一种新奇表现论,取代机械反映论,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现代条件下的经济文化互动。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小本的特殊理解是:[1]面对法西斯兴起,欧洲人昏睡不醒,而左翼依旧迷信进步,这分明是受幻象蒙蔽。[2]辩证意向强调:幻象介于历史沉睡与革命觉醒之间。唯有辩证思考,方可打破沉睡。[3]法兰克福学派关注意识形态批判,小本更关心文化的感性表现。自荷马以来,隐喻作为弥补分裂的手段,足以诗意地表达统一世界。马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浓墨重彩,则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表现为一种灵活隐喻关系。如是,上层建筑的抽象理念(Vernunft),便可回溯到它可感知(Vernehmen)的物质基础。

        星座表征与蒙太奇
      此一表现手法,始于《悲剧》序言。其中强调:[1]科学认知,但不表征。所以,伟大哲学家应像艺术家那样承担表征任务,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莱布尼茨的单子论。[2]柏拉图《会饮篇》证实:真理作为“无意图的存在状态”,形象多变、富含隐喻。[3]既然真理不可抽象,只能被生动模仿,那么真理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浩渺夜空中的“星座与星星,其间和谐关系,才是构成真理之要素”。

    上述星座(Constellation)表征,结合超现实主义蒙太奇、荣格集体无意识、克拉格斯[33]的古代意向,最后演变成拱廊计划中的马赛克拼贴。小本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应“以牺牲形象直观为代价”,它应当比编年史更丰富生动,且具备统一性。既然每一种新生产手段都有“与之相应的新旧意识、矛盾意向”,他自可搜集编排各类文化意向,将其拼贴一处。

    另外,要做伟大批评家的志向,也促使小本套用尼采格言、摹仿卢卡奇随笔。可惜《拱廊计划》未能完工,作者突然死去。那一堆残破遗稿,一半像先锋派文学,一半好比弗洛伊德《释梦》。1949年夏,阿多诺收到法国寄来的遗稿。他埋头研究两个月,居然一头雾水,于是向朔勒姆抱怨说:

    老本“将理论混杂在大量片断引文中。如此局面,就像他对我说过的那样:此文只是一件装配品,它用引文堆积而成,理论会自动出现。可我坚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即观念运动一面与物质对应,一面顺应那个反映主体思维的过程。能拒绝这一观念的,只有卡巴拉神圣文本。换个角度看,即便我们如实发表这批散乱手稿,也不会展现作者的意图”。

        本雅明与现代性

    1939年夏,《波德莱尔》刚在纽约发表,便发生一连串灾难:苏德条约、波兰沦陷,大战爆发。法国向德国宣战,而老本身为难民,反而被关进拘留营。两个月后他被释放,已是头发花白、身心残破:

    在柏林,盖世太保注销他的护照,没收他的住房。由于他一直滞留巴黎,纽约和耶路撒冷如今都对他冷若冰霜。汉娜·阿伦特劝他出走美国,可他生性笨拙,总也拿不到签证。苦闷中他同布莱希特约定,要“在流亡中迎接苏联红军”。又给朔勒姆写信,称自己不折不扣,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失败者:“造成失败的因素多种多样,一切都对我恍然如梦”。

        历史哲学论纲
      生死关头,老本到底在想啥?专家发现:他以生命的最后能量,在同法西斯军队赛跑,赶写《历史哲学论纲》。《论纲》长12页,分18节。它仿照《摩西五经》样式,以尼采式格言写成。针对其中三个辩证想象,德国教授铁德曼评注如下:
    [1]开篇第一节讲述一个木偶:它坐在镜子前同人下棋,棋艺高超。背后机械装置中,却躲着一个侏儒:他用线牵着木偶的手,指挥它攻杀取胜。
    铁德曼按:苏德条约对老本造成致命一击。他悲叹:“何以是这种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本该看到人类最重大问题的解决!”希望破灭后,他仍不愿直接批评苏联,便把罪名归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木偶讽喻对象,因而是机械唯物论。
    [2]第12节中,弥赛亚意向再度出现,与革命合二为一:“在马克思看来,最后一个被奴役阶级,将以历代被蹂躏者的名义完成解放任务”。既然法国大革命效仿古罗马、马克思反思巴黎公社,那么隔代人“自有一种秘密协议,而我们多少被赋予弥赛亚的力量”。

    铁德曼按:老本“把马克思已经世俗化的东西,重新译回了神学语言”。背景是:1937年霍克海默来信批评他:“被残害的人死去多年,而你偏爱的非完成性,只是一个神学论断”。本雅明反驳:“历史不仅是科学,也是记忆方式。”又说:“武断教条的进步观”,将历史看成一种毫无悬念的直线延伸。它那均质空洞的时间观,只会没完没了地重复。

    他确信,“历史就在当下(Jetztzeit):它面向过去作辩证式跳跃。马克思正是这样看待革命”。换言之,尽管革命一再失败,但它残留在记忆中,浓缩成单子:它昭示历史的未完成性及其救赎理想。只要借助弥赛亚力量,即可阻止历史重复,从中爆破出单子,唤醒新的革命。

        历史天使:一个画谜
      第九节展示关键意向,即一个振翅欲飞的天使:它张开双翼,面相惊愕,目光呆滞。在它脚下,新旧废墟不断累积,高耸入云。这天使本想留下来,完成使命、唤醒死者。可一阵大风从天堂刮来,势不可挡,推送它飞往反面的未来。

    铁德曼按:废墟重现,令人回想巴洛克时代的死亡面具。“废墟意向中,人类的一切努力和劳作,都被展现为失败”。大风喻指历史进步:它推动天使,走向祸福难料的未来。“天使面对历史的非人化,显示出超人性的绝望”。老本诘问,现代人还剩下什么呢?只有对于天堂的记忆。“这股乌托邦力量是一股尚未熄灭的冲动。犹太教延续了冲动,令其进入广义哲学,保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王国的希望中”。

        本雅明与现代性
      1940年6月巴黎陷落,老本尾随一群难民,逃去法国南方一个小镇,打算从那里翻越比利牛斯山,取道西班牙去美国。8月,霍克海默为他弄到了美国签证。可他没有护照,又被边境警察拘留,说要遣返他回巴黎。9月26日晚,老本服用吗啡自杀,时年48岁。

    1955年,阿多诺主编的《本雅明选集》问世,令老本重见天日。19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令他声名鹊起。1972年,《本雅明全集》德文七卷本陆续推出。各种翻译、评论尾随其后,呈现一派兴旺。学界公认:20世纪学者中,很少有人像老本这样被广泛阅读,被贴上各式标签:

    譬如阿多诺,他坚持要把老本著作纳入法兰克福学派体系。又如朔勒姆,他确信老本皈依了犹太教。年轻一代如苏珊·桑塔格,偏说他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做出辩护”。目光睿智的杰姆逊教授,则把老本哲学解读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

    1985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哲学话语》,标志老本研究进入一个后现代时期。哈氏劈头指出,自黑格尔定义现代性概念后,资本主义即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可阻挡地改变人类意识:“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中创造规范”。所以,老本开创现代性研究,功不可没:他“在现代中寻找现代的根基,并将新意识引入美学批评”。

    于是各路专家一齐上阵,在老本遗著中开疆拓土。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下三个理论方向: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年发表《启蒙辩证法》,讨论神话与启蒙、理性与非理性,被誉为西马批判经典。但有学者指出:此书将辩证意向植入了现代性研究。阿多诺也说:老本思想是画谜,他擅长表现雅努斯的两面性(Janus-Face)。由此推定:作为现代性的释梦者,老本一生都在希望与绝望、祛魅与附魅之间往返穿梭。

    [2]美国女学者巴克-莫斯发现:对于波德莱尔,现代只是一种瞬间偶然性:它抛弃理想、渴望陶醉。如此张力,被老本概括为“现代”。但他的乌托邦倾向,却指向一种革命陶醉。沃林教授称,老本看不上经济基础,却向往身体自由、精神富足:“唯有身体和意象获得高度统一,所有革命愿望都充斥在人的神经里,我们才能超越现实,达至《共产党宣言》的解放境界”。如此文化革命构想,对于马尔库塞和新左派学生运动,无疑是一重大世俗启示。

    [3]阿伦特指出,老本现代性研究,袭用波德莱尔方式:他是收藏家,也是破坏者。他相信时间摧毁生命,腐败产生结晶。一如海底的珊瑚与贝壳:它们历尽沧桑,却能以晶莹形式保存下来。面对坚硬如铁的传统,老本切割撕扯、重新排列,从中剥离真理。如此救赎批评(Criticism of Redmption),不啻是一种深海采珠。顺此方向想去,老本的深海采珠、单子爆破,还可以比较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例如其中的古墓发掘、外科手术、城市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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